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2-0138-07 艺术的真实性是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历来受到文学理论批评家们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来说，由于其与现实世界有比较相近的对应关系，真实性更成为人们探究的焦点。因为艺术的真实性问题，不仅关涉到人们以怎样的艺术立场、观念去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表征出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借此牵连着如何去看待作品的意义、价值和功能等问题。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理论批评家们为何一直将艺术的真实性视为艺术的生命，倍加呵护。 通常的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活原生态的形式和按照生活逻辑的推演来构建作品人物、情节的真实性，二是作者的真情实感。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自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兴起后，与之伴生的有特定社会政治历史本质内涵的本质真实论便开始占据了艺术真实的核心，延续至今。这种超越了具体的审美艺术形态而上升为理性准则的本质真实论，明显有悖于艺术的形象性、虚构性和诉诸于人的情感性等基本特质，其合理性是很令人怀疑的。笔者对此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现拟从本质真实论的历史演化和自身性质上做一番批判性的考察和剖析，进而就文学对世界的把握，即文学到底能表现世界的什么这一特质给出一种尝试性的阐说。 一 文学本质真实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演化，乃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和文学结盟的必然产物。严格地说，在文学与政治的一般关系中，只要坚守以文学为本位的艺术立场，这样的命题是很难提出来的。然而，当政治主宰着文学，或者说文学完全被纳入政治的轨道之后，有着特定政治指向的本质真实论也就理所当然地强行着陆了。 应当看到，中国文论历来就有重道的传统，且在近现代愈演愈烈。从孔夫子“温柔敦厚”的诗教，到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再到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示的便是文学的宣教功能。然须明确的是，此类载道之说，与文学的真实性并未建立明确的直接关系，二者尚处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中国古典文论中对文学真实性的论述，多半都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作者主观情感之真的阐发，诸如太史公的“发愤著书说”、李贽的“童心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及至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罗家伦、茅盾等从方法上谈创作时，真实性也只是停留在科学观察意义上的现象之真。所谓“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1]这两件法宝，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但到革命文学兴起，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后，文学的真实性开始与阶级的政治的欲求直接挂起钩来，真实性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对既存思想观念通过文学来载道、宣教的外在要求，转而内化为一种创作准则，即文学形象应对社会历史本质、阶级本质、政治本质等进行真理般的探求和表现。中国文学理论史上首次出现了本质真实的理论观念。 从理论发生角度看，本质真实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理论的核心地带，依循的是这样一种貌似正确而实则错位的逻辑：首先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前提地位，继而以世界观取代创作方法，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来认识、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将文学真实的问题，引向了一条哲学化的道路，把艺术的把握和表现等同于社会科学领域中对历史真理、阶级本质、政治本质的探求，使“本质”这种理论性命题变换为艺术性命题。冯雪峰提出：“要真实地全面反映现实，把握客观的真理，在现在则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做到。所以，无产阶级的作家，首先要有坚定的阶级的立场，和伊里奇所说的坚定的党的立场。”[2]周扬发表了更为明确的看法：“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3]219在世界观决定论下，文学与政治合一了：“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3]213而左联执委会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规定和提出的诸多政治性文学任务[4]，则从组织意义上显示出整体性的这一变化。 这种将阶级、政治、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直接画上等号的本质真实论，太过漠视艺术的特殊性，不久就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从1933年底开始，周扬撰文评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上批评了机械论的、忽视艺术表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注意到了文学的特殊性，在理论上做出了较为辩证的解说[5][6]。这个结果，使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结合具备了某种合理的理论面目，披上了形象化、个性化的漂亮外衣，尽管此中存在着不少应予理清的问题。于是，以一般的认识论方式来要求、看待艺术问题，反而更加牢固地得到确认。特别是典型化方法在此期间的确立，与本质真实论结成了手段和目的的紧密关系。周扬在肯定了正确世界观的保证作用后指出：“艺术作品不是事实的盲目的罗列，而是在杂多的人生事实之中选出共同的，特征的，典型的东西来，由这些东西使人可以明确地窥见人生的全体。这种概括化典型化的能力就正是艺术的力量。”[6]341胡风亦表达了类似看法：“作品里的人物所表现的是社会群体底特征，是能够说明那个社会群体底本质的特征，也就是……生活底真实，客观的真理。”[7]由此，艺术的抽象、概括、集中等，成为解释创作方法最有力的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