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眼下这个时代而言，是到了谈谈“理想主义”的时候了。只是我感到这里面同样包含着一些我们未曾充分意识到的困难。例如，一个作家的“理想主义”和一位愦世疾俗的道德家的是不是一回事？在作品中狂热或悲壮地高扬某种信仰与默默地坚持知识分子写作又有什么区别？此外，你能否说那些和你不一样的人就没有“理想”？当你的儿子说他长大后不当作家而要当经理时你又该怎么办？你掴他一巴掌？ 因此，我宁愿以“精神性”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类语汇来代替“理想主义”。毕竟文学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们应找出相应的话语以切实把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在一个把一切统统化为“文化消费”的时代，所谓对理想的捍卫，无非是对文学的“精神性”的坚持；尤其是在人们纷纷屈从于时尚的时候，这还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对个人精神存在及想象力的坚持。这里，我很难对这种“精神性”进行理论描述，但我们不难从千百年来人类的文学历史中找到其光辉的例证。我难忘七、八年前当我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所经受的颤栗，我记下了书中这样的话“现在我和你，是这几千年来人世间创造的无数伟大事物中的最后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已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互相搀扶……”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什么？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默默的承担。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弄虚作假守旧主义者或古典主义者，就像我无意去冒充一个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我只是感到：在时代喧嚣和骚动中，似乎只有那些“来自过去而又始终就在眼前”的人们，才对我的写作产生一种真正的激励，才使我感到自己又和千百年来人类运转不息的精神秘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确，是有这么一种精神的存在，正是它使文学成其为文学，使文学保持它内在的质地及其不灭的光辉。因此海德格尔会说“写诗即是接受尺度”，接受尺度即是接受精神的尺度。我想正是对这最根本一点的坚持，才使一个人有资格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诗人对其“天命”的呼应和承担之中；具体讲，才使我们的写作有可能在一个扼杀精神的时代依然迸发出灵魂的明亮。 而这一切与做出某种卫道姿态无涉。坚持文学的精神性，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如何在当代写作中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问题。知识分子写作，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故作斯文的写作；在我看来，这不仅体现为在任何压力下对人类精神命脉的维系，还体现为一种把自己严格限制在自身工作范围之内的文本意识，体现为对自身的不断反省与对各种时代蛊惑的抵制。而这不仅和那种“玩文学”判然有别，这还是和“严肃文学”中常见的某些类型所不同的一种写作。具有广泛影响的《心灵史》，已被视为一面高张理想与信仰的旗帜。我尊重这本不可轻易谈论的血性之书，但我仍愿自己的写作是另外一种写作。我当然会永远坚持文学的精神性及品格力量，但我不期求也不相信文学能够“救世”，也不设想作为一个作家登上一个一呼百应的位置。也许我个人更偏爱于那种卡夫卡式的、奥登晚期式的、布罗茨基式的写作——在他们那里我感到的正是一种严格的知识分子写作：不是煽情，不是做姿态，不是“激情修辞”，也不是强加于人。总之，这同样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写作，但却是一种具有广阔视野和专业精神的写作，一种对自身有着清醒意识的写作。正是从这样的写作里，我不仅一次次坚定了信念，也感到了自己所曾陷入的虚妄与偏狭。的确，理想主义也在经历着自身的危机。那些从不深刻体验到危机的人，除了空泛或悲壮地表示表示某种理想的倾向性外，很难设想他们能够深入到文学的内部推动文学前进。因此，到了谈论“理想主义”的时候，也恰恰是到了对多少年来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理想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和某种修辞分析的时候——文学从来就是一种痛苦的事业，而我们的“理想”正来自于这一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