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二律背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是阿多诺广为人知的名言，一般称之为“奥斯威辛之后”(after Auschwitz)命题。它最初出现在《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中。因其挑战性和刺激性，此命题一经面世便遭到了诸多作家的反驳，误解颇多。于是从1962年开始，阿多诺便不得不在《介入》(“Commitment”)、《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Metaphysics：Concept and Problems)、《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等著作或文章中公开回应，既削弱其锋芒，也修改其表达，更不断追加其意涵。在他的这些回应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如下表述：“正如我说过奥斯威辛之后不能(could not)写诗了——借助这一说法，意味着我指向了那个时候复苏后的文化的空洞虚伪；另一方面，这句话表述为人们必须(must)写诗同样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就和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陈述——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苦难意识(awareness of suffering)，那就必须也有作为这种意识之客观形式的艺术同时存在——谐调一致了。不过天晓得，这并不是说我能解决这种二律背反(antinomy)。”①经过阿多诺的这番解释，“奥斯威辛之后”命题便不再仅仅体现为否定之姿，而是有了肯定之象，它最终演变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框架：

      正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

      反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

      这组命题更为尖锐的表达应该是：

      正题：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②

      反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但问题是，当“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由原来的反题变成后来的一正一反时，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延伸？假如该命题中确实隐含着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框架，这个框架能否被阿多诺的相关思考支撑起来？如果能够支撑起来，我们又该如何破译他的那些思考，走近他的种种关切？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们需要进入阿多诺思考的核心，随着他的思路起伏绵延。

      假如不仅仅是在诗歌层面去把握阿多诺的这对二律背反命题，那么它应该涉及更深广的内容，也应该触及一个更形而上的终极追问：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否可能。事实上，只要注意一下阿多诺遗著《美学理论》( Theorie)中开头那句话，我们就会明白他终生都在面对着这一理论难题：“时至今日，不言而喻的是，所有与艺术相关的东西都并非不言而喻，更非无须思考。有关艺术的所有东西，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均已成了问题。”③而这些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今之所以成了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否可能这个元命题有关。也就是说，当阿多诺在艺术层面展开自己的一系列思考时，这个元命题应该是他思考的逻辑起点。因此，弄清楚这个元命题中阿多诺后来追加的意义，是理解其他艺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首先从这对二律背反的反题说起。从《文化批评与社会》开始，阿多诺就是从反题进入到他对艺术问题的思考之中的。而经过《介入》、《形而上学：概念与诸问题》和《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相关论述，我们一方面看到了那个二律背反命题的逐渐清晰，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在此命题中对反题的逐步强化。于是，他对失败的文化的批判便此伏彼起，直到在《否定的辩证法》里奏出了批判的最强音：“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再写诗了，这也许是错误的。但提出一个不怎么文雅的问题却并不为错：奥斯威辛之后你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特别是那种偶然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本应被处死的人，他们还能否继续活下去？他的幸存需要冷漠，需要这种资产阶级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没有它们就不会有奥斯威辛；这就是那种被赦免的人的莫大罪过。通过赎罪，他将受到梦的折磨，梦到他根本不再活着，他在1944年就被送进焚尸炉里了，他的整个存在一直都是虚构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荒唐心愿的流淌”；“所有的后奥斯威辛文化(post-Auschwitz culture)，包括对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④而一旦把艺术问题置于这种批判的逻辑框架中，阿多诺也就不可能不形成一种悲观的看法：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阿多诺会如此悲观呢？有两个关键词值得认真对待：其一是奥斯威辛，其二是文化工业。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从1941年开始的，此后，有关大屠杀的消息便陆续出现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到1943年，第一份有关德国死亡集中营的报道也到了美国。⑤作为流亡者也作为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犹太人，已在美国的阿多诺虽然对这场大屠杀早有心理准备，但可以想象的是，一旦大屠杀变成残酷的现实，它对阿多诺构成的心理冲击一定是巨大的。如果说此前他对犹太民族的认同意识还处在朦胧之中，那么这种灭绝行动应该是对其意识的一次唤醒。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丁·杰伊才把“犹太人的自我认同”看作是阿多诺的五个思想力场(force-field)之一，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阿多诺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并在大屠杀广为人知的那些岁月里，他开始更加坚定地承认自己犹太家世的真实谱系了。尤其是他于1953年最后回到一个不愿面对与清理自己“无法掌控的过去”(unmastered past)之德国后，奥斯威辛的含义实际上就几乎成了纠缠他的一个问题……阿多诺从大屠杀中所获得的主要教训是，反犹主义与极权主义思维是连结在一起的。他后来开始明白，犹太人已被看作他物、差异和非同一性的最顽固堡垒，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极力要铲除的对象。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