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2)03-0005-10 DOI：10.15983/j.cnki.sxss.2022.050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迎来第80个年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对大多数人来讲仍然历历在目，犹在昨日。《讲话》所提出的一些文艺原则、文艺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所批判的一些糊涂观点和错误思潮在当下依然存在。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文艺文化领域里的一些问题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文艺领域里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具有长远的历史前瞻性，所提到的问题都是文艺界需要长期面对和需要长期去解决的问题。虽然在《讲话》中针对一些问题，他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但这些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绝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文艺的认识和需要还会发生变化，各种糊涂的文艺观念和错误的文艺思潮还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重新出现，这是由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文拟通过对毛泽东《讲话》中“引言”部分所提出的“五个问题”的再解读与再思考，以审视这些问题对于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的借鉴意义和醒示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所以召开，总体来说是为了“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具体来说则是为了解决毛泽东所说的在当时形势下“文化战线”(“文化的军队”)和“军事战线”(“拿枪的军队”)存在着的两个尚未“结合”的问题。其一是“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1]847-848，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所造成的客观上的隔断。其二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1]848，这主要是由于一些人到延安时间不长，加之个人思想意识本身存在问题所造成的主观上的隔断。 无论是10年内战时期实际工作上的“没有互相结合”，还是根据地时期具体表现出的没有“完全结合”，这两个因素无疑构成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最初的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动因。也就是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要解决的就是要在“革命工作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文化战线不能置身事外，必须与军事战线“完全结合”，发挥文艺应有的使命作用的问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848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文艺界的这一使命任务，同时还提出了要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应该解决”的5个具体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48这5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其对于当时民族抗战形势认真研判的结果，这5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于推进全民族抗战并走向最终胜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意义。 《讲话》由两部分构成，即“引言”和“结论”。其中“引言”是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到会讲的，主要是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问题与5个“应该解决”的问题，重点在于“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1]852。“结论”是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到会的讲话，是在“一个月时开了三次”会的前提下，在大家追求真理，热烈争论，“有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1]853之后，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即“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853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结论”部分是《讲话》的核心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结论”的理解和认识就是对《讲话》的理解和认识。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更加重视“结论”而把“引言”仅仅作为引言来看，“结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加之毛泽东“引言”部分提出的5个问题在“结论”部分并不是一一对应地进行了回答，客观上造成了“引言”和“结论”虽有关联但又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文本，由此也造成了现有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研究成果，大家主要关注“结论”部分，而较少关注“引言”所提出的5个问题。对一个像《讲话》这样具有极高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文本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引言”和“结论”都应该是一体的，它们同等重要，具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没有“引言”对于相关问题的提出及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充分争论与讨论，“结论”的产生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地研读“引言”和“结论”就会发现，“引言”中提出的5个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其实都有论述或有所涉及，只是这5个问题在“结论”中是在一种新的叙述结构和话语逻辑体系中得以呈现的。其不同之处就在于5个问题在“引言”中是有顺序、有逻辑性地提出，它是毛泽东希望解决或重点思考的几个问题。而到了“结论”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历了大约3周时间的讨论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话语方式和叙述逻辑，而这种方式和逻辑是更直接面对现实情况而提出的，是更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体系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综合文艺创作实践、各方面不同意见和自己思考和研究诸要素之后所形成的对于“引言”所提问题的理论阐释。可以说，“引言”部分旨在提出要解决的有一定逻辑关联的5个具体问题，这5个问题有些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人们的认识可能还含混不清，有些则是在讨论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或需要重新给出答案的。而“结论”提出的诸多原则和值得辨析的问题，则重在寻求问题和现象背后那些必然要遵循、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理论层面的认知，是在寻求现实所存在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救治良方，是从哲学的高度对那些需要辨析或辨别的问题必然做出的明确的结论和行动的指南。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引言”和“结论”虽然在结构和问题探讨上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但二者在实际内容方面却仍然是一致的。“引言”重在提出问题，要的是对相关问题的有逻辑的罗列和说明；“结论”则在于总结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要的是更加成熟的理论武装和更为基本的原则遵循。二者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没有一一对应，但并不存在实质上的不同。这种现象本身，使“引言”和“结论”拥有了一种互补互证的关系，使“引言”的独立价值和“结论”的独立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同时又使二者之间保持了足够的理论张力和问题上的充分互动。无论是对于“引言”还是对于“结论”，这种文本安排都是极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