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路易·阿尔都塞在谈到国际性的“阿尔都塞主义”现象时，曾经伤感地说：写书就像发送储在瓶中的信息，你根本没法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碰上，又会被他们用作什么意义。 在阿尔都塞比较关注的文学研究领域，这些信息很快就被人们发现和阅读。经验（一个最近略带宿命感的词）是让人气馁的，但也有让人兴高采烈之处：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似乎是让人感觉获得解放的重要时刻。但是，就像其他所有的时刻一样，它也只是一个开始，在经历将近30年的注释和说明之后，它的意义似乎显得越发含混和难以捉摸，已不像它当时曾经显现的那样简单了。② 阿尔都塞提出的“保卫马克思”这一理论，既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也涉及它的地位。③ 他强调，马克思的革命留给后世的不只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这种新理论抛弃了旧哲学假定的表现主义，而代之以一种本来就很复杂的社会整体观念：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存机构（instances）在其中是“相对独立的”“有各自效能的”，且“归根结底”是受经济决定的。在这种概念图式中，“决定”一词的含义也是很复杂的，既不指单个的（singular），也不只是指复数的（plural），可以说，它的运作是非常特殊的。任何一种矛盾总体上是由构成其存在条件的多个矛盾从内部标示出来的（internally marked），处于各种不能简约的“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④ 状态和过程当中。一个复杂的整体以及同样复杂的时间——心目中的历史，不能依照单一的、规范的节拍前进；相反，历史必须被看作一种具“差异的（differential）”暂存性（temporality），会出现由那些独特事态（conjunctures）所构成的无节奏的连续性。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摆脱了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之后，以上这些观念都是构成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针对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一种解中心的（decentred）、非表现的过程；针对人道主义，它强调结构和实践先于诸多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之前个体一直被精心设想为他们自己的承载者（bearer），在这两个方面，它与那种将“主体”看作历史创造者和源头的哲学思想框架产生了根本的决裂。“主体”这一范畴在阿尔都塞为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所做的最主要的独到研究——全力探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当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术语及其相关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引领了一种不符常规的、雄辩机智的做派；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它承担了一个永恒的、压倒一切的角色。意识形态在此是一种相对自足的（autonomous）实践，它的首要作用是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其被普遍接受的诸如错觉、神秘化、虚假意识以及被精神化的趣味（interest）等观念，均无法传达出这一概念实际存在的影响。不是主体们在工作，而是意识形态在使他们工作，是意识形态将那些被称为“主体”的社会个体“询唤”为将自己看作社会行为人的各种身份认同（identities）。这些身份认同与真实状态维持着一种“想象的”关系，而且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这对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在意识形态当中生活。 严格来说，知识应该是科学的知识，是对各种混杂的经验材料——意识形态——进行非主观主义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这是阿尔都塞在探讨马克思的开创地位时提出的一项补充声明，也是他进行的理论干预的第二个方面。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将自己建基于同意识形态的决裂之上，它建构的理论对象、进行的精心分析，都应该取决于理论实践自身的标准，而不应受经验世界（意识形态）的暗示所支配。 阿尔都塞对于理论实践的期待可能有些过高了，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确如此。类似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他的证伪主义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阿尔都塞不但给科学授予了独有的认识特权，而且赋予了英雄主义的同情。因此，毫无奇怪，这就容易引起人们对新实证主义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怀疑。但是，尽管阿尔都塞的写作中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必胜论的主题，但他所说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从知识上返回到党派。他对于科学完整性的强调，并不包含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他不是在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领域来讨论马克思的科学，而是在各种研究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尤其是新“四艺”——历史学、文化人类学（ethnology）、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⑤ ——以及它们的混合物——“结构主义”当中思考。⑥ 在这里，对于科学性的追求，意味着要抛弃学术上的闭关自守。 对于英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左派来说，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题和指向本身就足以带来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在英国左派当中根深蒂固地保持着知识非法性（intellectual illegitimacy）的观念。他们从经典著作中继承了普遍理论的大纲和一些著名的思想片断，后者涉及古典艺术或巴尔扎克小说和戏剧当中的政治和现实主义。第二国际的那些伟大的体系化论者，不论他们每个人的文化特征如何，都倾向于将艺术看成一个可用来测试他们一般阐述的各种主张的重要例证。他们将艺术带回到现实当中，但以后就置之不理了。以列宁和托洛茨基而闻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代，发现了意识形态介入文学生活的种种机会，但也没有写出可适用于各种通用目标的观点。1930年代，以艾里克斯·威斯特（Alick West）和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尤其是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也处在集体的困窘状态。⑦ 它的诸多直接继承者在人们熟悉的“文学—学术”程序当中倡导一种非强制性的共产主义变体。雷蒙·威廉斯的漫长革命所能扩及的最终范围，依然没有受到重视。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著作为当代思想提供了无法避开的参照点，他的继承者卢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随后也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提供的观点成了分析遵循的思想路线，尽管这些思想相当深刻而有力，但在对待历史和文本时，尤其在卢卡奇那声名狼藉的分析实例中，就会无可救药地陷入图解化，同时容易滑向美学教条主义。与此同时，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或者说当时英国所理解的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种更丰富、更现代的学术（intellectual）文化，但这也免除不了人们对于总体化建构的普遍怀疑。人们尽管可以彻底地学习、认真地实践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新样式，但却不可能平息主流传统的内在指责，后者一直倡导要忠实于文本的经验记录和详尽生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