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6-0106-07 历史地看，人文教化理念的形成源自周代“尚文”的传统。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古人不仅习惯于以“文”概括一切自然创生与人文创造，更以“文”为一切历史文化之总括与旨归，由此形成了一个文义斑斓、意蕴丰富的思想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教运作与信仰建构，中国古代的人文教化，以外在典章制度的实施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联系着社会的精神控制与民族的文化整合，是国泰民安、天下大治的必由之径；同时，作为人内在的灵魂安顿与情感慰藉，又联系着宗法伦理与血缘亲情，是古典时代信仰系统的心理本原。“尚文”对于中国文学教化传统的形成有着根源性的影响，在文化理想与价值目标上，形成以政教为核心的中国文论传统，“尚文”成为人文化成理念的价值本源；在文学功能与审美取向上，礼乐之文与文学之文共存，伴随着教化观念的泛化渗透，“尚文”成为古代文学观念复杂化的历史依据。 “文”之本义，大约汉代就无法确知了，对此，现代学者多有阐发①。就目前考古与文献研究来看，“文”字初始意义大约有两端②，甲骨文代表的象形字符，显示许慎“错画”之义，尔后引申出“痕迹”、“纹路”、“花纹”、“文采”、“文饰”、“修饰”、“文字”等义项；金文代表的指事字符，于人的胸口处加以指事性的“心”符，与人的内在品德相关，表示“文德”之义，尔后引申出“文心”、“文人”、“文治”、“礼文”、“文化”、“文教”、“文献”、“文学”等义项。考察“文”之初始意义，可以发现，由外在“错画”义，引申为藻饰、章采、仪式、声容以及《礼》、《乐》、《诗》、《书》等古代文献乃至文化传统中的各种符号载体；由内在“文德”义，演绎出德行、礼文、人文、文教、文章、文学、文物、文质等抽象范畴乃至文化传统内在精神品格，经由词义引申和词性转换，“文”之意义空间不断推衍，所指称的人文意蕴日渐丰富，成为三代以来政治思想与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 对于周代“尚文”传统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教化特质，前辈学者多有论述。譬如柳诒徵先生指出周代政治“尚文”，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他认为：“三教改易，至周而尚文。盖文王、周公皆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1](p.135)有关殷周礼乐的实质，金景芳先生认为：“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亲亲’、‘尊尊’、用一个字概括是‘质’、‘文’”，其最早的含义是指殷周不同的继承制。[2](p.199)牟宗三先生认为，周文的重要内容是“传子不传弟，尊尊多礼文”，“周之文只是周公之政治运用以及政治形式(礼)之涌现，教化风俗是其余事”，他强调：“亦义道之表现，亦即客观精神之出现。凡公私之编，分位之等，皆义道之表现。此周文之所以称为吾华族历史发展之一大进步处也。”[3](pp.36～38)春秋末世，礼乐道德流于形式化的“文”弊，周文泛滥，诸子蜂起，牟氏从政治制度层面，提出“周文疲弊”的命题，并认为儒、墨、道三家皆发源于此。[4](p.60)上述论断，奠定了近世以来此一领域研究的基础。 周代浓郁的“尚文”风气与礼乐教化传统，自先秦以来，便每每成为古人颂扬的典范。《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礼记·表记》：“殷周之文，至矣。”《史记·高祖本纪》：“周人承之以文。”《史记·梁孝王世家》索隐：“周人尚文。”《礼记·王制》孔疏：“周贵文。”周代“尚文”之风包含多重意蕴，既有对夏商以来传统的继承，也不乏对文王的赞美以及对周公治国理念的认同。在周人的政治文化理念中，“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一开始便是与礼乐政教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包含文王之德、周公“制礼作乐”等多层意蕴。有关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的记载，见于《尚书·康诰》、《国语·周语下》、《礼记·祭法》、《大戴礼记·少闲》，也见于《墙盘》铭文、上博简《容成氏》等文献。周人克商之后修文教，“以文德治之，以文止武”(《礼记·乐记》孔疏)，周人建国后，周公“作礼乐以文之”(《汉书·董仲舒传》)，从而使“尚文”之风传播开来。这种以人文教化而不是武力征伐治理天下的政治运作，备受后世推崇。春秋以后，“尚文”之风，既广见于诸侯争霸斗争，如《左传·襄公八年》记载郑国子产“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的议论，《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以“文事胜”而称霸的事迹；也见于盟会、朝聘等外交活动，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子犯“吾不如衰之文”的推辞，《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少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的谦辞；还见于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以“夫文，止戈为武”讲“武有七德”。凡此种种，周文所表现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渗透在上古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周文崇尚礼乐教化的传统，成为尔后人文化成思想阐扬之根基。《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学文”的主要内容，既包括人文活动中必要的规范与文饰，也包括孝悌、亲亲等内在情性的外在表现。《宪问》：“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每个人的天性虽然不同，但均需经历“文之”的教化，才能“成人”，即人格的完成。《荀子·天论》：“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这里的“文之”，是在礼乐教化的仪式中，注入人文、理性的要素，即易学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传统的教化思想，既建立在“神道设教”的信仰基础上，又需要以“君子之文”加以点化，方能完成“文”化的自觉与超越。三代以来的“六艺”之教中，礼教和乐教尤其体现出“文之”、“成文”的特质，对此，后世儒者表现出极大的阐释兴趣。以报本返始、慎终追远为宗旨的礼教，强调情文的统一，如《荀子·礼论篇》、《礼记·三年问》均有“称情而立文”的说法。《大戴礼记·礼三本》：“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从发生的角度看，作为人文化成的产物，礼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从质到文、由脱(简)而隆(繁)的过程，因此，情与文的分裂，就如同文与质的分离一样，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但是，儒家仍然视“情文俱尽”为礼的最完满表现，以之确立人文化成的理想高度。出教化传统的人文理想境界。同样，以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为宗旨的乐教，亦以“成文”为价值目标，《礼记·乐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发挥教化的社会整合作用，借助礼乐的“成文”特质，展示出一种对民众生活的自觉的人文价值引导与塑造，营造出一派上下和睦、井然有序的盛事景象，应该是教化传统更为重要的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