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164-006 悲剧的含义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它可以指“一种直接经验，一组文学作品，一次理论冲突，一个学术问题”[1]，也可以指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生态度。悲剧还可以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吕西安·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就是这样来理解悲剧的，书中的“悲剧”(tragedy)一词经常指悲剧思想、悲剧意识。戈德曼认为，悲剧世界观是在欧洲17、18世纪的宗教、道德危机中产生的一种世界观，它以坚定的道德信仰对抗充满缺陷的世俗社会，它在帕斯卡尔、拉辛、康德的著作中都有表现。但是悲剧世界观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世界观，它最终将被辩证思想(dialectical thought)超越。 一、世界观 我们一般把世界观理解为“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根本态度”。[2]戈德曼的世界观(world vision)概念更加具体，他反对把世界观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思想认识：“不应把世界观看成是形而上学的或是纯思辨性质的现实。”他给出的定义是：“世界观正是使一个群体(往往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聚合起来并使他们与其他诸群体相对抗的全部愿望、感情和思想。”[3]19-21在戈德曼看来，世界观是一种群体意识，它一方面凝聚着这个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思想交锋的一面旗帜，世界观的社会功能在这个定义中被凸显出来。戈德曼认为，作为“群体意识”的世界观“并不是所有个人意识的总和”，也不是超越于个人意识之上的一种精神存在。在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世界观的存在，但“只有少数非同一般的人对此有最清晰的意识，对于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来说，只有处在某种特别适当的形势下(如战争形势下的民族意识，革命形势下的阶级意识等等)才能有最清晰的意识”。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就属于这“少数非同一般的人”之列，“他们分别在想象的层面上和概念的层面上表现世界观，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世界观越是完整，这些作品就越重要”。因此戈德曼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是世界观的表现。”(1)17-19[3]21-23戈德曼的这一结论在《隐蔽的上帝》中并没有展开，书中除了分析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与拉辛的四部悲剧对世界观的完整表现之外，没有对其他“伟大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它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进一步论证。《隐蔽的上帝》主要讨论的是悲剧世界观，而不是文学批评的标准，所以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戈德曼强调从群体出发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认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我觉得，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的，是集体主义的概念，它肯定：在历史方面，不是个人而是社会集团在活动，我们仅仅通过社会集团来理解事件、行为和制度。”[4]这种历史研究方法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日常生活非常琐碎，个体的思想、观念往往淹没于其中，必然性也往往消融于偶然性之中。而由世界观所凝聚的社会群体在集体行动时显得更加理性，更能显现出历史的必然性。在历史观念上，我们知道历史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选择研究角度。 二、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悲剧观 悲剧观(tragic vision)是世界观的一种具体类型。构成悲剧观的有三种因素：上帝、世界和人，这三者在悲剧观中不能“截然分开”，“其中每一种因素都要依据另外两种因素才存在，才能表明自己的特点”[3]82。 在悲剧世界观中，上帝不再直接与人说话，“隐蔽的上帝”，“是一般的悲剧观的基本思想”[3]47。所谓“隐蔽的上帝”其实就是指一种代表绝对真理、绝对正义、至善的价值观念。对于悲剧人而言，这种价值观念是他们的永恒信念，比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物质存在都重要。但是这种至善的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又从未得到实现，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因此“隐蔽的上帝”便成为对现实生活进行持续性批判的思想维度。 戈德曼认为，帕斯卡尔、拉辛、康德著作中的上帝观念是悲剧世界观中的上帝观念的代表，这一观点尚需进一步辨析。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批判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三种方式(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自然神学的证明)，从而“把上帝从经验世界和人类知识的领域彻底驱逐出去”[5]。但是在实践理性的领域，有必要保留上帝的观念，“最高的派生的善(最好的世界)的可能性的悬设同时就是某个最高的本源的善的现实性的悬设，亦即上帝实存的悬设。现在，我们的义务是促进至善……至善由于只有在上帝存有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在道德上有必要假定上帝的存有。”[6]康德认为上帝既不在知识理性的层面上存在，也不在经验世界中存在，上帝只是我们为了促进道德进步而进行了一种“悬设”，上帝只能作为一种“至善”的观念存在。从存在形态上讲，康德的上帝观念与戈德曼的上帝观念是一样的。但是戈德曼没有像康德那样对上帝可能存在的方式进行深入反思，而康德也没有像戈德曼那样强调上帝的观念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 戈德曼对帕斯卡尔的上帝观念的理解也带有自己的倾向性。在《思想录》的第557条和第559条，帕斯卡尔分别写道：“上帝既向那些试探他的人隐蔽起自己来，又向那些追求他的人显示出自己来”、“假如上帝从不曾显现过任何东西，那末这种永恒的缺陷就会是暧昧可疑的，并且可以同样联系到并不存在任何神明，正如联系到人们不配认识上帝一样；然而他却有时候——但不是永远——显现，这就勾消了暧昧可疑。假如他显现过一次，那他就是永远存在的；于是我们就只能由此结论说，既存在着一个上帝而人们又配不上他。”[7]戈德曼特别指出，这两段话容易引起这样的误解：“上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隐蔽的，但是对于那些被他选中赐予圣宠的人来说，他是可以看见的。”他明确地否定了这种“误读”：“这样理解隐蔽的上帝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并且违反帕斯卡尔思想的整体，因为帕斯卡尔思想从来不说是或者不是，而总是说是和不是。”[3]47戈德曼所认为的“误读”对很多其他读者来说可能恰好是“正解”。帕斯卡尔曾经将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视为“奇迹”，并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皈依上帝。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不是像戈德曼所说的那样“永远存在而又从不显现”确实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戈德曼对帕斯卡尔的这种读解只能看作他自己观点的表达，看作他对“隐蔽的上帝”存在方式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