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者：许纪霖、杨扬、薛毅 时 间：1995年6月5日 地 点：明申当代文化研究所 许：自去年以来，文化界的王蒙现象和张承志现象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围绕着他们个人以及有关问题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来，批评的活跃是很令人欣喜的现象，遗憾的是，某些当事人却过于纠缠于个人的意气之争，而使正常的文化批评堕入挖苦谩骂的无聊境地。表面上看来十分热闹，在精神贫乏的当今的确很具有吸引看客的市场消费价值。然而，在一片喧哗的背后，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倒反而被忽视或掩盖了。我想，我们今天是否暂时撇开争论中个人的是是非非，集中讨论一下有关更重要的问题，比如：批评的立场是否应该独立、后现代知识状况下是否还有元话语、道德批评与学理批评的关系、宽容与不宽容的限度何在等等。 杨：为了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学语境有所了解，我想稍稍回顾一下这几年中国文化界所发生的几大争论。从1992年至今，大致有六次争论：关于国学的争论、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对《废都》评价引发的争论、对王朔小说的争论、对张承志、张炜提出的“不宽容”的争论以及人文精神的讨论。而围绕着王蒙展开的争论可以说内容更广阔，几乎涵盖了上述争论的大部分问题。中国文化界在90年代初一度沉默，这两年来空前活跃。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近几年紧张的探索和思考之后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中国知识界，其思想面貌差异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特别是上述六次争论，将中国知识界内部的分歧呈现于世。这些分歧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世俗层面，即论争者停留在个人意气之争上；另一种是思想层面包括纯学理的分歧，如对多元化与宽容问题的理解，对道德批评与价值中立原则的理解，当然也包括对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理解。因理解之不同，人们的评价标准和思想结论也不同。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统一思想，而是希望对这些分歧作一个较为具体的梳理。 1、批评的立场应该是独立的 许：在当代中国，任何一种批评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与意识形态问题纠缠在一起。批评要不要对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负责？我以为，要区分两种不同层面的批评。一种是社会／政治批评，自然应该对其引发的社会政治效应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且在发表这些言论时也应充分估计可能产生的社会反应。另一种是文化／学术批评，按其自身的逻辑只能对它所直接产生的文化／学术后果负责，而不可能对其可能派生的社会／政治后果承担责任。因为一种文化性话语，如果要发生社会／政治影响，其中有许多中介环节，许多因素和变量是不可预见的。即使不幸地被什么方面利用了，也非文化人的责任。文化人在作文化批评的时候，他的责任仅仅在于遵从自己的知识良知，而不是在复杂的现实游戏中作社会／政治选择。文化人有不选择甚至不必理会选择的权利。保持文化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正性，恐怕是文化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中国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这只是一种传统士大夫自以为是的历史神话，夸大了话语的力量，反而丧失了“道统”对“政统”的独立性。 杨：与批评立场相关的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批评能力的问题，那种靠策略来批评的批评，实际上是将批评当作一种手段，而忽略了批评的独立性。在这方面，王蒙的批评思维值得引起我们的反省。也许王蒙认为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独立的批评方式，但如果我们追问王蒙依据什么来进行批评时，就会发现，王蒙批评的参照对象是意识形态，明确地说是政治标准，他总是将他所批评的一方归于历史上人们最不齿于认同的价值观念，诸如“日丹诺夫式”的批评，常常被他拿来与一些批评相对照。我不是说，王蒙的批评毫无可取之处，而想强调，在坚持意识形态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这种批评的限度。王蒙似乎太执着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无形之中忽略了对批评和文学自身的思考。譬如他对王朔小说的肯定、对先锋文学的倡导，不是摆在文学和批评建设的视野中来审视，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问题。认为王朔小说、先锋文学总比“左”的一套要好，但他忽视了它们自身存在的危机。我们说批评的独立性，就是要从文学和批评自身的发展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考虑对政治的哪一方面有利。这也提醒我们，坚守批评的独立性，不只是做做姿态，而是有许多基础性的知识学术工作要做。 薛：中国的启蒙主义者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他们认为改革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于是他们义不容辞地支持改革。他们把说话的依据和立场定位在一个历史的进步上。但这是否就构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依据？由于历史上一系列的事件，历史进步的信念出现了动摇，于是人们从中抽取出人道主义立场，其价值依据是对人的关怀，对他人的尊重。这种人道主义富有人间情感，甚至带有某种宗教色彩，但其含义并不是非常明朗，它很难摆脱历史这一张大网的纠缠。张承志标举“人道”、“人心”来批判现实，但其批判依据，却仍取自于历史的存在；从红卫兵、领袖崇拜到哲合忍耶，而这些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值得疑问的。是否有可能将自己的立场定位在一个非历史的立场的？但我们仍然不能正面回答我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信仰什么？我还不能建立起正面的对某种价值的信仰，但我知道我不信仰什么，这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立场和说话的依据？我尽力摆脱历史进步的纠缠，对我来说，20、50和90年代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我对既成的社会现实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而不再将它们连成上升或下降的历史线索。这是否可称为一种“民间的立场”呢？ 2、后现代知识状况中的元话语 许：薛毅说的“不信仰什么”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后现代”的立场，后现代的叙事就是对元话语、元立场的深刻怀疑和拒斥。在后现代知识状态之中，已经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元话语、元标准了。如果有人依然声称他握有这样的最高层次的真理，是很容易走向知识的独断论和文化专制的。我更欣赏罗蒂的那种相对主义立场——不是“怎么都对”的那种相对主义，而是仅仅在具体的语境之中讨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离开了具体语境，一切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元话语层面上对各种话语的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但一旦讨论到具体的问题，结合具体的语境，我们的态度是极其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