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C10;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3-0109-08 上篇：文学和意识形态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这个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萦绕我们这一代学人经常思考挥之不去的一个课题（注：美国文论家拉尔夫·科恩的《文学理论的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中译本后，中国文论界加快了“向外转”的步伐。中国文论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被关注。文学／意识形态的命题已成为越不过去的关隘。当前有人关注的“审美与日常生活”的话题，也与此密切相关。）。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经常使我们的脑海中产生种种精神困惑。上个世纪中下叶以来，在中国大地上经历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了。动荡是人生的不幸，但又是人生的资本，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机遇，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时代话题。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理想主义，对问题追根究底的决心，做事的献身精神，都深深地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界也迈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传统的做学问的思路受到冲击和改变。现实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思考和解答。50、60年代的基本问题，在新的层面上又被人们重新提了出来，1980年左右，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了美学界的热门话题。《手稿》确实是马克思的早年的一部过渡性质的著作，把它拔高成经典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但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萌发的并为之献出全部热情的“人的解放”的理想，在这批才华洋溢的著作中已经初步勾画了轮廓。 现实问题也等待着我们进行灵魂的拷问。我在一篇对话中自责道：“我的痛苦，我的内心的不平衡，来自理论的失重。这种失重感来自两个方面，对历史的必然性的相信和个人无能为力的软弱状态。前者越是强烈，后者就越是显得突出。这充满焦虑的矛盾的两极越对立，反差越大，个人的心态平衡也就越偏斜。你却相反，你丢弃了前者，所以就走到真正的个体的宿命的小堡垒里去了。但我要去奋争。我本质上不是宿命论者（尽管宿命感时时袭上心来），我不相信我走不出这个怪圈。”（注：许明：《一个失重的理论家和多元论者的对话》，见《轻拂那新理性的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在这种灵魂的拷问中，触及到了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一个当代学者无法回避的灵魂深处的问题。它们是：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一元／多元、理性／非理性、科学方法／感性描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那段时期所有的思考都渗透着一个有宗教感的理论家的内心充满矛盾的感受以及无法排遣的困惑。这就是一个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生和学者从事基本问题的探索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表现出来的灵魂深处激烈的冲撞和矛盾。在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艺术的本质、艺术与社会、艺术批评的标准等等的探索中，无不渗透着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而回避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特别是一个理论学者来讲，是一种不负责的、不“学术化”的行为。 作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者，他相关的时代大局是什么？这是我们一直关注和思考的。虽然它们有时是逆潮流的。这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形态问题(1985)，普里高津的不确定性与人文科学研究的规律(1986)，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溯因法、知识增长、前科学……(1987)，历史将选择主潮(1988)，揭开环状结构的秘密(1988)等等。进入90年代，我们对问题的提出和追问更加尖刻。新理性精神的提问和建设性思考也在此时提出。重建理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人文理性的展望》这本出版于90年代的文集中。这本文集可以看作是我在文学—意识形态的研究方面的重要标志性的、阶段性成果。如果加之在90年代晚些时候我主编和参与写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丛书》等影响广泛的作品，那么，关于新理性精神的见解就可以清晰地进行勾勒了（注：钱中文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倡导并持续数年坚持的理论探求，为新理性精神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高扬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现实生活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参见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 新的理性精神的思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期待着自己的理论话语”的冲动使我们对“复述、重复、撰写”式的研究充满着怀疑。学者们对那种复述性的、无创造性的工作非常不满。当我编《轻拂那新理性的风》的时候，我就想要认认真真地回答日困夜思的问题。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人，而且职业的责任感也令我不得安宁：一名职业研究者再不能靠写那些不痛不痒的小册子聊度一生。既要研究，就要有“真题目”，有可以值得一碰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这种苦恼是这个时代的苦恼。作为一个职业的人文研究者，如何来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经历的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模仿的年代，尽管模仿是必要的，也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但模仿本身并不是学术本身。一个“提问者”的精神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这里有许多“知识者”（俗称“学问家”），这是好事；但有点思想的知识者却实在难觅。古希腊的圣哲们创造了一种很好的精神传统：独创性的追问。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对话，亚里士多德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兴趣，都令那个时代的文化艳丽多采和新意迭出。而传统中国文化中有一个被日后的历史夸张地发挥了的传统——唯圣思想，它使文化人的创造性窒息至极点。多少年代以来，中国的主流学术只是做一些注经工作，连康有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也只能“托古改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创识要求以及努力挣脱精神羁绊的冲动，就是在“唯圣”思维的浓厚传统和精神氛围中产生的。所以，它的“唯圣”尾巴和阴影就时不时的暴露出来。80年代延续至今的“追西”热，从思想、学术到日常生活，热度不减，这里的深层原因正与这种思想和心态有关，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做一个阐述者还是做一个创造者？是重复“五四”以来中国文人已走过的模仿的道路，还是走自己的具有独创性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