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显眼了？ 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并不十分自觉。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重新被提出来，并且一下子变得十分显眼，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应该说是事出有因。这可以从公众文化消费需要的变化、历史误导的补正、文艺功能多元系统的认知等角度加以分析。 文艺作品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拿给一定范围的公众去读、去看、去听的，是为了实现与他们的交流的。纯粹只是为艺术家本人而创造的作品，如果不说是绝对没有，至少也是微乎其微的。就一般情况而论，一件艺术品，只有适应了鉴赏者的消费需要和审美情趣，才有可能被接受。也正是在这一接受中，它的价值才得以论定，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在接受者参与创造的条件下被激活，被证实。从这一点来说，公众的鉴赏需要、鉴赏趣味以及由此而来的鉴赏选择，最终决定着一个时期文艺创作的一般面貌，决定着它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当前，我国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涉及从物质到精神的广阔领域，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娱乐方式等。其中：从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是最根本的变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强化了竞争机制，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与此相适应，公众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要求休息，要求文艺作品能够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消闲、娱乐需要，就是势所必然的了。需要刺激着生产，生产也培养着新的需要。于是，供消闲、娱乐的文艺和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作为必须解决的课题，同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被迫切地提了出来。 然而，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是一个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压抑了的方面。在实践上有偏颇，在理论上也存在着误导。从实践层面上来说，由于为政治服务成了艺术家创作的唯一宗旨，于是具有不同经历和才能的艺术家都被不加区分地驱赶到同一个狭窄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使艺术家沦为具体政策和具体政治运动的简单的应声虫、吹鼓手，钝化了他们本来应该具有的艺术禀赋和艺术敏感，而且也使公众的鉴赏趣味严重退化，变得单调，变得粗糙。创造者的钝化和鉴赏者的退化，对于文艺的影响是严重的、灾难性的。 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对文艺功能问题的历史误导，亦相当严重。在近代和现代中国，这种误导，一直可以上溯到梁启超。这就是对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的简单地、片面地、绝对地强调与夸张。自梁启超以后，这种误导遂形成了一个强劲的传统，而为几代中国的革命党人所继承，所张扬。其正面作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艺的政治战斗力，使文艺与民族救亡运动、与革命斗争共同着脉息；其负面的作用则是使得文艺的其它功能，特别是娱乐功能大大地萎缩了。产生这种误导，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但其代价是昂贵的。这种误导在80年代得到了纠正。尽管个别左得可爱的理论权威至今仍在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过时教条，但毕竟大势已去，公众才不管你那一套呢。从理论上纠正这一误导，已故的胡乔木功莫大焉，虽然他也时有摇摆。 文艺的功能是一个有机的多元系统。在过去，人们对它的认识并不很够。这当然与上述的历史误导关系极大。在新时期文学中，比较早地把文学功能的多元问题提出来讨论的是王蒙。他先是极其敏锐地发现：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其实新时期早期文学的轰动效应，主要是发生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大潮中，那原因主要并不在文学本身，而是一系列外部的历史原因造成的。那种轰动效应并非文学的常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还处在被夸大了的功能模式的延长线上，只是价值取向相反罢了。失去了政治上的轰动效应，文学的功能也就同时在向自身回归。80年代中早期理论界对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及文学本体性的重视，还有美学、部门美学、文艺心理学的走俏，都大体上反映着这一回归的走势。王蒙在80年代末发表的《文学三元》，在我国新时期文学功能多元系统的研究上是有开创性的。首先是王蒙，而不是别的人来做这件事，当然与王蒙本人的美学观念甚至哲学观念有关，比如他提倡“恕道”，揄扬“宽容”，崇尚“杂色”，主张作家要“多几副笔墨”，追求风格上的多样与变化等等，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对文化环境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敏感。由于王蒙向一种根深蒂固的实践积习和理论误导进行了认真的挑战，他因此而受到固守者持续不断的围击，是不难理解的。但接着，对文学功能的多元系统的研究也就渐渐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文章也渐渐多起来。北师大的童庆炳教授甚至提出了“五十元”的主张。 当文学功能多元系统的观念为比较多的人所认同，所自觉的时候，消闲、娱乐功能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而从理论上对它加以探讨和论证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90年代初，王蒙在其《红楼启示录》中，对于小说创作中的闲笔墨、闲情趣，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破愁解闷功能，“玩”的功能等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就个人的观念演进而言，从文学三元的阐释，到消闲、娱乐功能的论证，其内在的逻辑线索是明显的，但这也同时反映了问题本身在现实中必然会有的衔接关系。 总之，在我看来，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正是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环境的和理论本身的交叉关系中，变得突出，变得显眼了。 关键在于消闲、娱乐的文化格调 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的实现，至少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艺术作品，作品的接受者，接受环境。因此，消闲、娱乐的格调也不能不受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制约，或者说，由它们所决定。 文艺作品的格调，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品位。它是接受活动的对象，也是接受活动所可能具有的格调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作品的格调，又主要是由艺术家通过创作，并在创作结束时给定的。这就是说，作品的格调归根结蒂反映着创造主体本人的格调。以当前文化消费市场的情况而论，在与艺术欣赏有关的消闲、娱乐活动中，格调不高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而这种格调不高又都多半与创造主体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