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文学的处境与选择”研讨会上，众说纷纭，有希冀，有忧患，有困惑。我的发言讲了三句话：用社会心看文学，用平常心看文学，用文学心看文学。我的意思，当前文学景气欠佳，不着急不行，但太着急也不行。文学不以文学为转移，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我们对文学的处境与选择的体认，如果不从单一认识角度、单一价值系统去观照它，而是从多种认识角度、价值系统去观照它，可能符合实际些，可能从容些。 用社会心看文学 文学是社会心灵的文学表现。 每一个国度，每一个时代，社会心灵都有一定的着落点。承平之际，离乱之秋，革命风暴时期，和平发展年代，社会心灵的着落点有所不同。这里所谓社会心灵着落点，不同于新闻性和事件性的社会关注点、社会热点。社会心灵着落点维持的时间，长可达一个时代，短可有数年。无论作家自觉与否，情愿与否，文学总是直接间接受制于、附丽于社会心灵着落点的。文学的状况，包括文学的客体与主体，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旺发、平顺、偃蹇，文学的雅正、俗靡、混沌，文学的主潮、主调，莫不受社会心灵着落点的辐射和导引。中国古典文论所说的时序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以及从艺术可以观政治乖和、风俗盛衰，其底蕴正是揭示了社会心灵的变动与文学变动的对应关系。文学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民情的文学记录。 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不仅是世纪的交替，更主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折，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转型，所产生的不是局部、方面性与层面性的变化，而是社会心灵的整体震荡、汰旧布新，这非一般的世纪之交的社会情绪动荡所能说明，从而对文学的牵掣也不能用世纪之交的文学涨落现象所能解释。 当前社会生活的重心，社会运行的驱力，社会现实的全景图，社会心理的关注点，是发展经济，是富国富民。发展经济，要抓住机遇，时不我待。经济上去了，国才能富，民才能富。这是利之所在，也是义之所在，是大义大利，义利一致。经济上去了，百业才能兴。在此之前，国家和人民不可能对文学有太大的财力投入，作者也不可能对文学有太专注的投入。孔圣人早就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我揣测孔子说这话并不消极，他是很重视诗和文的，但他更尊重实际。国家如此，百姓如此，行无余力，文就只能是余事。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的基点，国计民生的基点，本来不在文化、文学，只有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刻，文化、文学才可以摆到特殊重要的位置。而在历史发展的另一些时刻，文化、文学则只能处于不太重要的位置，这时，特别是文学，不能成为公众的关注点。非不愿也，乃不能也。现在似乎就是这样的时刻。 振兴经济富国富民不但是当前社会生活的重心，而且是当前社会良知之所寓。近世中国，外侮日剧，内患日深，救国图存既是社会心灵的着落点，也是许多有良知的文学家文学心灵的着落点。作家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作家的个人心态与大众的社会心灵，达到共命同心。大众只有话语，只有行为，文学家除话语行为外还有笔、有文学行为，于是文学家和他们的文学就成为社会心灵的号角、旗帜，成为社会良心的凝聚和象征。有些作家，如鲁迅，就被誉为民族魂。今天，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固然富国富民是包括大众与作家在内全社会人心所向的历史之潮、社会之潮，但另一方面，无论大众与作家，在这时代大潮中的站位都有了多元性，有了更多的个人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作家个人的文学选择与非文学选择，与大众的社会心灵关注点之间，不再是无条件的两心一契，而是产生了个体与大众的距离。在多元的文学中，有的依然是社会心灵的凝聚与表征，有的可能就只是部分人甚至只是作家个人心灵的凝聚与表征，从而在某些文学中产生了社会心灵失落现象。相形之下，目前最代表社会良知的，未必是文学，而是真正能够富国富民的方略与经济行为。当前文学陷于诸多困顿，究其因既在社会现实方面，更在文学现实自身。 有一种认识，说目前是物质潮流主宰、压倒精神潮流的时期。我看这不正确。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引领着中国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导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当然在这前提下也应正视时下确有某种物质偏至现象的存在，而且遍及社会行为并渗透到价值观念中。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与文学，在不同程度地向市场化倾斜。从业者既感受着物质的迫压，也感受着物质的刺激。市场是一位启蒙大师，它给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明因子；市场又是一位魔术大师，改变了精神生产的纯精神性、文学生产的纯文学性，变社会精神生产、文学生产的过程为个人物质利益生产过程，或者使二者同化了。确实，从文学角度说，现在的态势，不是文学领导和改变物质化的社会潮流，而是物质化的社会潮流引导和改变文学。 我们社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古今中外，大凡转型期的社会，公众的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生某种无序状态或混沌状态是必然的。我们文学的发展也正处于转型期。中外古今，大凡转型期的文学，文学本身、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读者的接受心态，发生某种无序状态或混沌状态，也是必然的。转型是发展的产物，也是发展的标志。无序、混沌一般产生于转型的前期，也会延续到转型的中期。初生是对既成有序状态的冲决，发展是向新的有序状态的过渡，都伴随着混沌，并在混沌中衍化，直到从旧型向新型转变的完成。其趋势不是从混沌到更加混沌，而是从混沌到逐渐清明。现在，人们对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非稳态，对文学自身的某些混沌状态，感到困惑和焦灼，渴望走出混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当的。但从历史过程看，恐怕是难以主观超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