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话语体系建设愈来愈引起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的关注与重视。这种新的理论态势是与国家层面提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分不开的。总体来看，以过往长期的发展为基础，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基本建成，学术体系(主要是学术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也渐趋完善，然而在研究领域真正落实和显示思想创新的话语体系建设则相对滞后，在许多人的意识里，究竟如何建设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足够明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正处于一种既使人满怀希望又令人常感失望的局面。这种状况，显然是与时代要求不相称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文学理论研究界一方面需要在具体话语创新上勇于作为，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话语体系建构的相关问题进行学理性研讨，后者的展开与深化有助于前者的理论自觉。话语体系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将经由长期努力方能实现的时代任务。如何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如何以话语体系建设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时代创新与发展，也是一个大话题，涉及诸多相关理论问题，需要假以时日一一进行研究并求得认识上的澄明。本文拟就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存在类型与建构路径问题，从一个方面切入这个话题，以期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作更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一、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需要重视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问题 文学理论研究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生成活动或话语建构行为。所谓“话语”(discourse)，是人们出于社会交流目的而说出来或写下来的言语。在学术研究中，话语通常是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言语陈述，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相应地产生一种知识或学问;反过来说，一种知识或学问，也都要以特定的话语形式呈现自身。所有文学理论知识无不显示为以某种言语组合方式而存在的话语形态。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各不相同的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及其话语生成活动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理论运作，一是在文学理论的学科名目之下按照对这一学科流行的观念而展开的对于文学现象和相关问题的学理性研究，二是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形成机制、发展规律、理论范式、社会功能、话语形态、致思方法、建构路径等问题的自反性研究。前者是对文学的理论研究，后者是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具有元理论性质。董学文曾对这两种文学理论研究加以区分:前者基本上是以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为研究对象，把文学及其活动的性质、特征、变化规律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后者则“不是将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移动到将研究文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①他把后一种文学理论研究命名为“文学理论学”或“文学理论哲学”。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区分。法国学者孔帕尼翁在其《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中也指出，一般来说，谈理论，就预设了一种实践，因为理论基于并指导实践。但是在文学与理论相关联的学术研究中，有的理论的实践对象是文学，有的则是文学研究本身，他把这两种不同实践对象的理论研究区分为“文论”(théorie littéraire)和“文学理论”(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文论是对文学、文学作品的研究(如俄国形式主义)和对文学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批评(如马克思主义文论)；而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研究的研究，要对何谓文学以及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各种论断的预设加以探索性研讨，因而，“(文学)理论是一种反思，对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状况的反思，一种对批评的批评或曰元批评”。②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大量存在主要是前一类研究，而后一类研究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兴起才逐渐进入学界的理论研究视野，此后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进行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对此有进一步的拓展，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理论成果还不是很多，③许多从深层次上关涉到文学理论发展而需要深入展开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与研讨，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及其建构路径问题即为其中之一。 张江在其近年来有关文学阐释的系列论文中，明确提出了“理论的生成路线”这一问题。他指出，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所以形成“强制阐释”的理论缺陷，与“理论中心论”的话语生成方式有直接关系。“理论心论”的总体倾向是:“文艺理论不是从文艺经验和实践出发，而是从概念和范畴出发;概念生成概念，范畴生成范畴；理论是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成为研究和阐释的中心。”④这种以理论为中心的话语生成方式，在话语特征上除去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之外，还有一个认识路径上的颠倒与混乱，张江称之为“混乱的认识路径”或曰“反序认识路径”，即“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⑤他又说:“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阉割、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⑥为此，当代文学理论必须进行“话语重建”，而出路即在于重返理论生成的正路，具体而言就是回到从文学文本、文学实践出发走向理论生成的正确路线。他写道:“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走向具体，这是理论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否以文学实践为出发点，不但决定着理论的前提是否正确、恰切，以及理论本身的形态和合理性，还直接关系到抽象的理论能否再一次走向具体、指导实践，也即理论的有效性问题。这是由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规律决定的。”因此，“从中国文学实践出发，是所有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和关键”。⑦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说， 张江关于“理论的生成路线”的思考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为正确的文学阐释路线，一是何为正确的理建构路线。就前者，他提出“本体阐释”的概念，强调文学文本是文学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后者，他强调文学实践是文学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阐释也是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因而从逻辑上讲，文学阐释的出发点也包括在整体理论建构的路线之内。对此，张江明确指出:“‘本体阐释’的路线也是文学理论建构的路线，以文本为依托的个案考察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最切实有效的抓手，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突破点。”⑧张江所提出的文学阐释路线、理论生成路线，其实也就是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路径问题。 一般来说，作为精神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其时代性的形成机制，受时代发展情势、文学发展状况、思想潮流语境等诸多因素的规约和影响，也与知识共同体中不同理论研究者对文学自身的认识，特别是对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功能与话语特征的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些认识基础之上的思维方法和建构路径的选择紧密相关。由于认识和选择的不同，具体生成的文学理论话语就会有其不同的形态。其中建构路径虽然不是决定文学理论话语生成的唯一因素，却是一个能在深层思维方式和基本理论范式层面影响其内容构成、存在形态、方法选择等的重要决定因素。从以上对张江系列研究的引述可见，文学理论话语的存“形态”不仅与“生成路线”直接相关，而且生成路线正确与否也是文学理论话语本身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评断依据。因此，我们研究各种文学理论，评判其理论得失，也可以由其建构路径入手，就像张江研究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时所做的那样。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正面临着构建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也需要在文学现象与理论运作的精神聚合中找到通往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效路径，这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应有的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