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50-07 王充闾在出版了历史散文专集《沧桑无语》之后，又写了许多新篇章，如写曾国藩的《用破一生心》，写骆宾王的《夕阳红树照乌伤》，写李清照的《终古凝眉》，写纳兰性德的《千古风流说纳兰》等。对这些先后写作的历史散文，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联系历史上前人写的历史散文加以比较分析，很能够有助于从学理上说明历史散文的文体特点。 一、历史散文作家的特殊条件 就历史散文来说，它属于散文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的特殊性在于作家以自由的笔调对历史的存在显现其独有的审美观照与感悟。我们考察今天的散文作家，应该说写散文的人非常多，我们有的时候接触到散文作者，知道他已经出版五本散文集了，甚至有更多的。那么写历史散文的，我们遇见过这样的作者吗？好像没有。很少有人达到这个程度。什么原因呢？不是每个散文作者都可以成为历史散文作者，因为它要求作者必须具备很多的条件。首先，你必须要懂历史，对历史比较熟悉。历史的仓库在那里，虽然你不是仓库保管员，但是你已经接触了很多历史材料并有所感悟。历史散文作家的产生，不可能是想要当历史散文作家，再去读历史，然后再去写历史散文，这是很少有的。所以只能使得有些人对自己较熟悉的一些历史材料，偶发感悟，以致偶尔为之。我们也看到有些作者到某个地方参观，瞻仰一座庙宇，寻访一处遗迹，或者读一本史书，都可以写一写。但他写出来之后并不一定就是历史散文。在当前全国的历史散文作家，我们可以举出来有那么十个左右。这十个左右，有的是过去写，有的是现在写，有的可能是根本就不写了。 另外，写历史散文仅是熟悉历史也不够。历史学家搞清史的了解清史，搞明史的了解明史，搞通史的了解很多历史情况，恰恰在这个领域里面出现的历史散文作家并不多。原因在于写历史散文，历史仅是题材线索，只有把史料化成审美感悟，见诸文学语言的叙述，才是历史散文。而一般的历史叙述并不是文学，更不是散文。这里要强调的是，历史散文要有对历史的见识与审美感悟。这两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就写不了历史散文。充闾写苏轼贬谪海南儋州经历的《春梦留痕》侧重于解析苏轼在贬地与黎族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使之找到了新的生命寄托，所以才能使这位年老体弱、远贬海疆的诗人，竟能奇迹般地从贬地生还。这与一般述说苏轼一段经历具有着根本不同。 除此之外，写历史散文还要有感情态度的融入。一般历史著述虽有是非褒贬，但态度要持平，不宜以自身情绪注入其间，而历史散文与咏史诗相似，不只是重在叙述，还可以辅排张扬，给人以史事之外的作者的主体性的东西。充闾在北大讲演时曾说到写《用破一生心》时，对被世人顶礼膜拜的曾国藩所持的特别不同的态度。他深有体会地说：“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结果是心为形役，劳神苦心，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内圣外王’，全面突破。这样，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竟有那么高的战功，那么重的兵权，那么大的地盘，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闪在跟前，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他都要维持神圣、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悔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矫情、伪饰，正所谓：‘名心盛者必作伪’。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的这种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临着来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这是人性的扭曲，心灵的磨折，绝无丝毫乐趣可言。”[1](P244-245)对于曾国藩其人来说，充闾不是在别人未曾见到的材料中引发上述态度的，而是在别人引以为美的材料中，进行人生哲学和人性剖析后，才写出了别是一种形象的曾国藩其人。 上述诸多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共同生发之下，历史散文作家才能产生。就这些条件而言，王充闾可以说在几个方面都很具备，是非常难得的。 二、历史散文要求于历史的 散文作家具备上述条件是为创作历史散文。在创作中这几个条件与历史题材结合，历史则可转化为散文。就历史散文的文体本身来说，首先自然是写历史的题材，但必须是从历史的仓库里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必须是轻俏的东西，因为写散文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历史剧，它必须适于散文的自由表现。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的开篇就讲到历史的存在是很多的，就清史来说，有很多的历史材料：“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这是对历史散文在取材问题上的真知灼见。否则，把二十四史某一个史打开，然后就在这里按人按事往下写，那什么散文都写不了，而且就事论事也不需要你来写了。比如《项羽本纪》或者《廉颇蔺相如列传》，那里还需要别人写些什么吗？不需要了。它作为史实之事来讲已经写得非常详尽了。所以，你必须从历史当中“拿”出一个具有作为历史散文价值的史事。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具有历史散文题材的价值呢？也就是历史散文向历史要求什么？我认为有三点。 一是富有摄纳性的历史文本。它的容纳性非常强，用接受美学的话说就是容纳期待视野。这个期待视野既是作者的，又是读者的，也是这个时代的。这些东西能够注入到文本中去，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所说的历史的文本化。历史事实是一种彼在，把历史文本化，是对历史此在的叙述和解释，尤其是对于预先已被叙述过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二次修正的性质，至少是此在的叙述和解读。同时，作为散文材料的历史文本或者文学文本，还有与社会文化文本这两个文本的结合，这两个文本中间存在着很多东西，把很多东西都能摄纳到文章当中去，找到历史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也就是文化文本间性，这并不是任何历史材料都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擅长于写历史散文的作家，他的每篇成功的作品，其写作材料都是适合于历史散文的。以文学重复历史是没有必要的，要把历史拿到今天来，对它进行解读、阐发、判断，这显然不是任何材料都有意义的。即使它可能过去或以后还有意义，但在当前它可能不具备这个摄纳性，我觉得这就是历史散文向历史要的特别历史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