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0)04-0001-08 ［收稿日期］2010-05-10 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米·鲍·赫拉普钦科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尤其是他的创作个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赫拉普钦科是一位试图调和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之间矛盾冲突的理论家，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视与论述，不仅开创了社会历史批评研究这个一直回避的创作难题，而且打通了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隔阂，成功地创造了创作个性研究的案例，初步建立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创作个性的理论构架，澄清了创作个性理解上的某些偏颇和失误。借助他的影响，中国当代文论界在走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阴霾过程中，获得了更加强劲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力量，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面对并认识创作个性问题，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领域爆发出研究创作个性的浓厚兴趣，掀起了创作个性的研究热潮。赫拉普钦科创作个性理论正是一扇窗口，中国学者借此推开了创作个性研究的新天地，探索与建构具有现代意识又兼顾中国特色的创作个性理论。本文略去对赫拉普钦科的思想与传入中国的过程分析，主要梳理与分析中国学者在接受赫拉普钦科的影响后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工作。 上篇 1980年代兴起的创作个性研究热，从宏观上看，主要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把政治绑架下的文学研究还给了学术界；而从微观上看，则是深受赫拉普钦科创作个性理论的影响。赫拉普钦科创作个性理论，不仅唤起了中国学者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且启发了他们去重新思考，消除过去那些关于创作个性的简单看法和片面理解，使得中国在创作个性的认识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检索发现，以“创作个性”作关键词键入，在“文史哲”范围内，以1979年到1993年（包括极少数的1979年前的文章）这段创作个性研究的高涨期为对象，共出现898条。检读这些文章大致可以看出创作个性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其中反映了赫拉普钦科的深刻影响。 人们开始大声肯定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如王朝闻指出： 对于艺术家来说，创作个性的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艺术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创作个性，那么不论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的意义如何重大，反映的知识多么丰富，其成果都不可能具有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所不能替代的特殊的美和感染力。一切伟大的艺术家都是由于他们具有自己的鲜明的创作个性，才能对艺术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用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作品丰富了人类艺术的宝库，使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1]150 于正心虽然不赞同“自我表现”的提法，将其视为唯心主义，但也肯定创作个性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作家带着自己的创作个性，对现实生活现象进行选择、提炼、加工的产物……优秀的作家，决不是现实生活的照相机和传声筒，而是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把握的不倦的探索者和追求者。他们的作品，在反映现实和艺术创造上都具有新鲜独特之处，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2]。尽管这篇长文没有直接引述赫拉普钦科的观点，但可以看得出来，受到了赫拉普钦科的影响，比如强调作家的生活经历与生活经验对创作个性的影响，就与赫拉普钦科在区分创作个性与现实个性时强调生活的力量相一致；再比如谈到创作个性的统一性，使用了“象化学原理”一样的表述，与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不是机械的混合，而是化学的化合一样。虽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篇论文在竭力强调世界观、生活经验和时代精神这一维中，将创作个性与和作家自我的地位“矮”化了、“模糊”化了，甚至有将创作个性掏空的感觉，但作者既然强调“作家创作个性问题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承认“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多方面的内容的总汇和统一”，能够从作家的态度、经验、感受、修养、气质、志趣、爱好等方面论及创作个性，也算是从一个较为整体的角度，尤其是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创作个性，为恢复创作个性的文学地位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很有意思的是，在学习《邓小平文选》时，也有学者将创作个性的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如郑松生就结合学习体会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绝不是停留在单纯描写上的反映，从人类艺术的创新与丰富来看，都离不开创作个性。所以，他也说：“创作个性是真正的艺术家的标志，是和他们个人的创造性相联系的，也是和文艺的创新发展相联系的。没有创作个性的文艺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家。”[3]但该文对于何谓创作个性并没有深入分析，主要是强调了革命文艺家的创作个性是重要的，但必须在深入生活中，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中来解决，并重提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不放心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思想能力与艺术能力来培养自己的创作个性。尤其是该文在批评“表现自我”与“表现个人的心灵”等问题时，将它们上升到“右的倾向”加以反对，可见郑松生仍然是在高度紧张的意识形态之中来考察创作个性的，这也表明在1980年代初期，有关创作个性的研究并没有摆脱政治的制约，期望能够立即产生深入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是不现实的。 比较而言，这类研究的实际水平远远低于赫拉普钦科。在赫拉普钦科看来，虽然作家的创作包含着对生活的理解和阐释，但无论是世界观、社会需要，还是作家的生活经验，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呈现于创作之中的，必须充分考虑创作个性的作用，充分考虑到创作个性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和作家内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反对以决定论的方法来从世界观直接理解作家的创作个性：“世界观同现实、思想的和创作的构思同艺术概括的复杂关系，不能归结为一个简单而方便的公式。真正的创作实践和世界文学史的经验表明，世界观、艺术方法和创作的相互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在对文学不作科学研究的情况下，才能会无视这种多样性。”[4]64而对于生活经验，赫拉普钦科虽然承认它的重要，但不认为它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作家个人的精神体验，只有考虑到精神体验的重要性，才能深刻理解创作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