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7-0115-03 最早的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可上推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利维斯。至60年代初，以英国伯明翰大学设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准学科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占据了当代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然后，这一新潮迅速进入美国学术界，并随着全球化浪潮迅速传播到全球（注：参见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陆扬《伯明翰中心的传统——追缅“文化主义”》，《文艺报》2003年1月7日。）。 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转向来说，除了来自英美世界的文化研究新潮的影响外，似乎还受到另一方面思想理论资源的影响，这就是来自俄苏的巴赫金文化诗学理论（注：参见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论给中国文学研究界很大的启示，许多学者如钱中文、程正民等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这些都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提供了某些观念上的启示和理论资源的借鉴。 从我国文学变革转型的背景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实践上由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性形态转向，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也开始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或者说是由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审美批评；第二次是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不断走向泛化，走向边缘化、大众化、世俗化，文学研究也再次由内向外突围转向，即由审美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看来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大趋势。 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呈现出两种大的发展趋向：一种是泛文化研究，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快速跟进，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与重心是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等等，显示出一种“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仍属于文学领域内的文化研究，它把文学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来进行研究，努力克服原来审美研究的狭隘视界，扩大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当然这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 有学者借鉴西方的文化研究思路与“文化批判”主张，提出在我国当今的文学研究中，也“有必要弘扬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这种“文化批评”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中介，对它的界定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当代文化批评首先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这个根本。它的着眼点主要是文学艺术现象，而并非无边无际的各种泛文化现象。第二，文化批评与人文批评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人文批评更加注重审美理想和文学内部的欣赏和出自人文关怀的评价，而文化批评则偏重阐释和解决当代现实以及文学的现状；人文批评更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而文化批评则有选择地融入人文精神并更注重对考察对象的理论分析和文化阐释，以达到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文化批评并不反对价值判断，但认为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基于对对象的深入研究和考察，以便对其作出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的阐释。第三，在当今全球化和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它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同时自己也不试图主宰文学批评论坛。第四，这种基于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批评所瞄准的不仅是国内的批评理论界，同时更要瞄准国际批评理论界，以便在国际性的批评论争中发出中国批评家的声音。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来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峙，而是共存。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入文学研究，并产生一些新成果。虽然全球化现象造成了文学研究领地的萎缩和文学研究疆域的无限扩大，但是走出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地，进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之中，并不会导致文学研究的被淹没；如果对这二者之关系协调得当，倒有可能把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地扩大，把狭义的精英文学的范围拓宽，并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进而使濒临危机的文学研究得以在新的世纪再现辉煌（注：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之所以要倡导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转向，其原因正在于，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事实上正在受到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的挑战，这使得文学市场变得日益萎缩起来。而文化研究的特色是从理论阐释和分析批判的视角来研究当代大众文化及其产品通俗文学的。应当承认，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典文学及其伟大的传统，它容纳了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区域研究、传媒研究，等等，当前在英语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完全被诸如种族、性别、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等非文学现象所主宰，它对文学研究实行挤压和排斥的策略，并且本身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在北美，比较文学几乎沦落到被文化研究吞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缩小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鸿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注：王宁：《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文艺报》2001年4月10日。）。 与上述“文化批评”的理论主张有所不同，另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命题。《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刊载了一个“文化诗学”研究专辑，发表了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几位学者的文章。其中童庆炳的《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一文，阐述了这个学术群体关于“文化诗学”的基本观念。该文认为，目前文学理论批评界兴起的“文化研究”，不是从西方生硬搬来的东西（虽然从西方学者那里吸取了一些理论资源和养料），不是远离现实的抽象的观念诉求，而是根源于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几次大的转折变化，这构成了文化研究转向的思想学术背景。从一个方面看，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它是挑战，就是文化批评对象的转移，解读文本的转移，文学文本可能会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说它是机遇，主要是文化批评给文学理论研究重新迎回文化的视角，文化研究在伸向文化的广阔领域后，将扩大文学理论批评的版图和疆界。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担心文化研究对象的转移，而失去文学理论批评起码的学科品格，因此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文化诗学”正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理论，它的旨趣在于：第一，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现实的反思，它密切关注现实文学艺术活动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现实性品格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第二，文化诗学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意义追求是它的基本特征。第三，文化诗学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它不囿于文学的自律，而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方法上的开放是它的活力所在（注：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