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研究叙事时序问题时指出：“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相反的方法少见得多……小说(广义而言，其重心不如说在19世纪)‘古典’构思所特有的对叙述悬念的关心很难适应这种做法，同样也难以适应叙述者传统的虚构，他应当看上去好像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现故事。因此，在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预叙极为少见……”①以色列叙事学家里蒙-凯南也指出：“用得较少的——其理由显而易见——是事件发生前的叙述(‘事前叙述’)。这是一种预示性的叙述，一般使用将来时，但是有时也使用现在时。虽然在《圣经》的预言书里‘事前叙述’的例子相当多，然而完全采用这种预见性叙述的现代作品却颇为罕见。一般情况下，这类叙述常以关于作品人物的预言、诅咒和梦的形式出现于叙事作品中的叙事作品。”②两位学者都指出了预叙在西方叙事作品中很罕见，但有趣的是，它在中国却非常普遍。其源头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史传中。史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源头。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即有重史的传统，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史贵于文”观念的产生，使中国人的叙事能力首先是在修史行为中得到锻炼和成熟的。史传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叙事范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叙事思维，其孕育的众多叙事要素，在进入文学后，虽然其形式和功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却割不断与它的血脉联系。预叙，即预先叙述，就是作者通过各种方式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叙述、暗示给读者。它包含两种类型：一种发生在故事层面，预叙者为故事内的人物；另一种发生在话语层面，预叙者为故事外的叙述者。前者最早发生在史传，尤其是《左传》中(不考虑远古的口头叙事)，与春秋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史传的基本功能等密切相关。后者出现得很晚，至宋代话本小说中才非常普遍。 一、《左传》中预叙的发生 《左传》中的预叙其实并不是一种叙事策略，而只是对应验了的预占的记录而已。春秋时期的预占文化非常发达。总体来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天的方面进行的预占，比如龟卜、筮占、星象、历数、神怪、望气等；一类是从人的方面进行的预占，比如长相、表情、声音、名字、举止、梦境等。《左传》记录的预占非常多，以最古老的也是最普遍的占卜方式——卜筮为例，《太平御览》卷第725《方术部六》载录《左传》卜龟的材料有26条，筮占的材料有13条，加上漏录的数条，至少有四十多条。 综观《左传》所记录的预占，可以发现它们都遵循着同一个叙事模式，即“预言—行动—应验”，只是有的省略了中间的“行动”环节，有的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即“行动——应验——预言”。陈平原认为：“小说叙事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模式，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③《左传》中这种叙事模式的诞生，就与中国历史早期的预占文化分不开。预占文化的思想根源是传统天命观。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非常有限，所以把人间的一切都看成是上天的旨意。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人们虽然已经开始对传统天命观有所怀疑，但这种怀疑又是不彻底的。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依然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卜筮，请教巫祝以询问神灵的旨意，所以预占文化依然很发达。 《左传》除了用占卜、梦境等形式预叙外，还用贤人之语进行预叙，其叙事模式同样是“预言—行动—应验”。这一点，在其最擅长的战争叙事中表现最明显。《左传》所记录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有四百八十余次，详细描写的有近百次，有些战争叙事，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鄢陵之战、晋楚餂之战、秦晋崤之战、齐晋鼣之战、齐鲁长勺之战等，叙事非常精彩，历来为人们所赞颂。这些战争叙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战争开始之前，总是要通过多种方式预示战争的结局，比如： 秦晋崤之战发生之前，有三次关于战争胜败的预言。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在出师之前拜访蹇叔，“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这三次预言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局——晋胜秦败，战争结局果然应验了这些预言。 晋楚城濮之战前，楚王打算围宋时，让子文与子玉治兵。子玉治兵一天，鞭打七人，用箭刺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尚幼的蒍贾便预言：“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是城濮之战的主帅。而晋国主帅为郤縠，战前作者借晋赵衰之口已经预言了战争的胜负，“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战争之前，作者还插入了另一件事，即晋文公听从子反建议耐心教民、爱民，结尾以叙述者口吻预叙“出榖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两军对战其间，“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监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战后又补叙了战前子玉做的一个梦，梦中河神要子玉把琼弁玉缨献给他，子玉不肯。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也不听。荣黄预言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从以上所举例子可知，《左传》预言战争结局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神异事件预言，如卜筮、梦兆，灾异等，一是贤人预言。这些贤人之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是从礼的角度来预言战争胜败，而且都遵循着同一个逻辑：行动合于礼，则胜；反之，则败。礼是春秋时期道德的根本，是对一切具体德行的概括，规定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则。用贤人预言这种方式的产生同样离不开春秋时期的文化背景。因为那时候怀疑传统天命观的思想已经萌芽，人的作用得到了肯定。僖公十六年，内史叔兴提出了“吉凶由人”的观点，这是春秋时期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此外，昭公十八年时，郑子产也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人的道德品质、言行举止对事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贤人之语多是从这个角度去预言事件发展的，而且常常是长篇累牍式的。比如晋楚餂之战，整个故事叙述篇幅才三千六百余字，而随武子、知庄子、栾武子预言战争胜败的篇幅竟然分别约为500字、140字、270字。这与春秋时期对“言”的重视有关。中国早期史书，记言记事是分开的。《汉书·艺文志第十》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把言语单独记录，说明了言在古代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春秋时期，“立言”更是成为中国古人人生价值的重要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叔孙豹第一次把“立言”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可见“立言”之重要。《左传》受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对人物语言的关注大于对人物行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