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演讲对我个人也是一个督促，因为能够纵向地以时间为依据回顾一下我们的文艺生活、文学生活、文学创造和文学运动。由于我对这些问题学习钻研的还不太够，我本人又是以写小说为主要行当，所以我的说法会有更多的个人的色彩，就一些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商议和讨论，我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补充、修正、质疑或商榷。 我想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以前的文艺生活和文学状况，因为重点不在这里，我只是说说我的感觉，我的想法。 中国文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社会化，就是把文学，甚至也兼及其他的一些艺术，把它们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曹丕就说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讲戏曲，叫做“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戏不能影响社会的风习，不能影响人们的道德风尚，不能有助于精神教化，你这个戏就失败了。还有就是“文以载道”、“诗言志”的说法。“志”指你的精神追求，你的精神取向。写诗要反映民间疾苦，古代这样的诗人当然多得很。不仅有白居易，还有柳宗元，甚至再早一些的《诗经》里，也有不少民间疾苦的反映。诗人注重的不仅是民间疾苦本身，而是通过写诗来表达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表达对老百姓的关心。强调文艺作品是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所以立志比较高，境界比较高。古人把写文章视为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人活这一辈子最高是立德，就是能树立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的榜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这些东西在中国文化里都被强调到很高的程度、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另一面。毕竟，文艺的范围非常广，有高尚的东西，也有不太高尚的东西。文艺有一种“杂多性”，光说“多样性”不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它是杂多，这个“杂”没有贬义，黑格尔的命题：世界是杂多的统一。它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所以说，中国文学既是道德、政治、社会，又是立志、立功、立言。但是，文学艺术又在不断地给自己开“后门”。彼此相反的意见自古就有，比如说，认为文学是风花雪月，就是给自己开的一个“后门”。文艺是风花雪月，写春风怎么样，秋风怎么样，夏风怎么样，然后是花，文艺能离开花吗？还有雪，比较喜欢描写雪、天气。尤其是，中国文学特别喜欢写月，写月亮的诗文比写太阳的要多得多。所以上世纪30年代，有一部分左翼青年作家，发表过“不写月亮”的宣言：“我们发誓，从此在我们文学作品中没有月亮。”他们认为，写风花雪月是雕虫小技。治国平天下、出将入相才是大事，对敌战斗才是大事。写点风月文章，或写首诗，那属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直到现在，我们的文艺，一些写杂文或者写批评文章的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文学基本上是女性的世界，有些年轻作家也喜欢这样讲。表面上看，似乎是自贬的这些词，其实它包含着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给我开点“后门”，我写的这个东西，不可能跟皇帝的诏书一样，不可能跟治国纲领一样。当然，也有把文艺的性质看得很严重的，比如说，文艺既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诲淫诲盗！诲淫，是因为文艺这东西，可以接触到人性，尤其是男女之情，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不用我解释。诲盗是什么意思？因为文学中有一股子不平之气，你打开《水浒传》，用的是当时的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要煽动造反啊！还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唐朝人李绅写的诗，怨气也深了！所以说，文艺里头还包含了和我上述的第一点完全相反的性质，带有“后门”性，带有躲避性，甚至带有反叛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左翼的文学思潮，在文学运动乃至于在话剧、电影和音乐活动中，逐渐占据优势。许多的作家、艺术家，他们选择了对旧中国的批判和否定。先说巴金，他开始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第一篇小说是《灭亡》，第二篇小说是《新生》，写的是煤矿工人的痛苦生活，他写的革命带有某种空想性。虽然他写的革命与共产党的革命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中，读了巴金的书就上解放区的大有人在。再说老舍，他初期对共产主义思潮有些不接受，特别是部分作品显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保留色彩。老舍最有名的小说是《骆驼祥子》，你看了《骆驼祥子》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旧中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出路。不来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再说冰心，冰心的父亲曾经是北洋水师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海军的高级军官。冰心的很多作品虽然赞美爱，但是她也有些作品写到社会黑暗的地方，对旧中国的批判同样激烈。比如她写的《去国》，写一个海归，当时的留学生，回来以后，在旧中国一点希望都没有，就又出去了。她还有一篇《到清龙桥去》，写军阀混战造成的人民苦难。 中国有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文学选择了革命，作家倾心于革命。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俄国十月革命一发生，包括那些最同情革命的作家都吓坏了。几乎全部像点样的作家都跑了，高尔基也跑了。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作家，写过《母亲》，为这部小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认为《母亲》是一本最合乎时宜的小说，而普列汉诺夫认为《母亲》在高尔基小说里不是最成功的。还有一个离开苏联的著名作家是阿·托尔斯泰，但是后来他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后来又最热情地歌颂斯大林，他有一部长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叫《彼得大帝》，暗喻今天的俄罗斯需要彼得大帝，能把国家振作起来，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国。高尔基后来也回来了，他和列宁还有过一些争论。而有些作家一辈子就选择了留居国外，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十月革命后跑到法国直至去世。中国就不一样了。1949年10月以后，很多文艺家千辛万苦回到北平，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日本回来的，有从欧洲回来，有从香港（地区）回来的。舒乙说中国作家选择往解放后的北平走，还是跟着蒋介石政权往台湾走，大概的比例是，十分之九是选择留在新中国，十分之一跟着蒋介石走了。如，去台湾的梁实秋，还有的去了香港，如写过《鬼恋》和《吉卜赛的诱惑》的作家徐訏。胡乔木当年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革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比俄国的十月革命更成熟。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可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