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托马斯·米歇尔在《艺术论坛》中首次提出“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1994年，他出版了《图像理论——视觉再现与语言再现文集》，其中“图像转向”作为开篇第一章，既为后文开展元图像、图像与文本、图像与公共领域等研究做了铺垫，又使文集形成一个图像理论的研究体系。“图像转向”是米歇尔图像理论的核心范畴，他本人在后来的出版物中对其反复阐述。90年代末以来，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在人文科学、文化公共领域引起了反响，经常被提及①。我国的研究者在对“读图时代”的文学、哲学、艺术、视觉文化的讨论中常常会用“图像转向”这个提法②，但对米歇尔的图像理论缺乏解析，难免出现“图像的晕头转向”③，误解米歇尔的思想。鉴于此，本文以“图像转向”为基础，解析米歇尔图像理论的几个重要维度。 一、何谓“图像转向” 米歇尔的“图像转向”是对“读图时代”图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及理论研究的热点的描述和反思。米歇尔认为它是20世纪人文科学与文化公共领域继“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的新转向。它一方面指人文科学学术视野发生了变化，图像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话题，当然，这不是说图像完全取代语言，而是强调人文科学开始重视图像表征(非语言表征)；另一方面指在文化公共领域中，新的图像生产技术制造了“图像景观”，并引发了人类对图像的恐惧与抵制。纵观20世纪，确实有许多研究者把目光聚焦于视觉性的生产、接受研究，创造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就是人文科学发生“图像转向”的可靠标志。如果对研究者做统计，会产生一份很长的名单，起码会有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本雅明、居伊·德波、福柯、罗兰·巴特、利奥塔、马丁·杰伊、鲍德里亚等。这些研究者推动了图像理论的发展，例如福柯对词、物关系的阐释，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都影响了米歇尔对图像与语言关系的思考。此外，20世纪文化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对图像的抵制，也被米歇尔看做是“图像转向”的症候。例如那些由新制像技术生产的克隆生物图像(如恐龙、克隆羊)，它们看起来有生命、有情感，因而人类在它们面前会迷失，以至于无法区分现实与幻觉、真实与虚假，这就引发了人类的恐慌，并试图对其抵制，米歇尔把这种现象也描述为“图像转向”的情形之一。 与米歇尔几乎同时，德国的戈特弗里德·伯姆也探讨了人文科学出现的“图像转向”(ikonische wende/iconic turn)。他们于2006年还就“图像转向”进行了隔空对话。看来，欧陆与英美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同时喊出“图像转向”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一种新的学术视域已经发生。这种新视域内隐含对图像的新发现，即转向一种新的图像观念。 米歇尔对图像有怎样的新发现？这要从米歇尔在多部作品中对“picture/image/icon”的语用情况说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用是米歇尔式的，也仅在他的文本中有意义。在米歇尔那里“image”(本文译为“形象”)出现频率很高，意思非常含混，涵盖极广，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出现的视觉性内容。在1986年出版的《图像学》中，米歇尔描绘了一个庞大的形象家族，这个家族包含绘画形象、光学形象、感知形象、精神形象、语言形象。形象既指物理性的客体，又指精神性的、想象性的形象、无意识意象，梦中、记忆中、感知中的视觉性内容。米歇尔说：“形象在视觉艺术中都扮演着角色，它可以作为图像所表现的内容的名称或它全部形式的整体，也可指语言形象，一种隐喻，一种图形，一种命名的事物或本质，甚至一个文本总体化的常规语言图示。”④米歇尔的庞大形象家族，超越了视觉艺术、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围，容纳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视觉性内容。看得出来，米歇尔有很大的雄心，他想把图像从艺术研究、文化研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因而他把自己的学术理路扎根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实践中探求对图像自身的理解。 另一个米歇尔常用的词“picture”(本文译为“图像”)，指一幅画、一尊雕塑、一张照片等。图像与形象的区别就在于图像有可感的材料性、物质性，因此图像可以挂到墙上也可以摘取。相反，形象是意识的产物，没有物质性，同一个形象可由不同媒介呈现。“图像就是形象加上它的支撑物。”⑤因而，形象是图像的本源性的东西，要研究图像的本体性，那要深入到形象中；同理，要研究形象在文化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就要关注可感的图像世界。 米歇尔使用频率最少的是“icon”(常译为“圣像”、“偶像”，也泛指“图像”)。米歇尔赋予这个词非常宽泛的含义，几乎囊括所有图像。他在《图像学》中对文题解释时把“iconology”拆解为研究图像(icon)的学问(logos)，把图像解释为符号学家皮尔斯的三种符号类型(icon/index/symbol)之一。米歇尔用“图像学”命名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为了把他的理论置于一种图像观念研究的传统中⑥，为重构图像学寻求合法性。米歇尔最终要超越图像学领域，因而他的落脚点是庞大的形象家族，而非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 米歇尔谈到的图像跨越了人类广泛的社会文化实践领域，关系到人的认知、精神、想象、无意识、语言、艺术等等。米歇尔突破了模仿论、反映论视域下的图像观念(图像被看做是世界的摹本、意向性的观念)，也突破了语言论视域下的图像观念(图像是语言符号之一种，用文本模式完全可以理解图像)。从米歇尔对“picture/image/icon”的语用情况来看，他没有把图像划定在任何已有的学科界限内，没有采用语言学模式分析图像，也没有继承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与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研究思路，因为它们都没有回到图像自身。如果用语言学模式解释图像，图像就成为语言符号的一种，这就遮蔽了图像表征的特殊性；图像学把图像看做文化的象征形式，归根结底是在做文化研究；而形式主义趋向于一种形式风格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