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五四”的反帝爱国性质，似乎没听到什么非议。关于“五四”文学革命，虽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如林琴南，如“学衡”派），但白话新文学已经走过了将近80年的光辉历程，已经确立了它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地位。“五四”文学革命确乎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却一直遭到相当激烈的批评和攻击。特别在近几十年振兴儒学的强大声浪中，“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往往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和“打倒孔家店”两大口号，它的全面地、激烈地反“国粹”、反传统，它的某些领导者如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遭到了当代新儒学派以及海内外一大批有新儒学派倾向的学者的猛烈抨击。较之毛泽东同志生前对“五四”的批评（即对它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批评），当代新儒学派的批评显然具有了更根本、更致命的性质。 综观这些批评，大致集中在这样三个层面上： 一是在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层面上，可以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代表，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1958年联合发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通称“新儒家宣言”）重新加以申说和发挥。其基本观点认为西方文化主要成就在处理人和自然的矛盾，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的物质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低档次的；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奥义则在谋求解决人和人的矛盾，它要谋求人们精神上的安适和和谐，而这种要求是高档次的。“五四”一方面提倡科学与民主，鼓吹“科学主义”，另方面“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把自己的优秀的上等货弃如敝屣，而把别人的下等货奉为圭臬，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本末倒置，不足为法。 二是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认为西方社会弊病多如牛毛，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人追逐吃喝玩乐，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整个社会将无法维系。特别近几十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抢劫、诈骗、凶杀、吸毒、卖淫、乱伦、同性恋、爱滋病……一塌糊涂。而“五四”却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把中华民族自己的一整套十分精密的道德规范（即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礼教”，罪莫大焉，这又怎末不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过？ 三是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发动者们的个人品德层面上，认为这些人是存心乱世的奸恶小人。其中，以徐复观先生说得最为直接爽快，他说这些人大都“浅薄无根无实”，转过头来“数典诬祖”（不仅“忘祖”！），他们是“太无知识的文化买办”。他甚至认为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凡是要打倒宋明理学的人，“十九是一批小人”。他不仅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化的罪人，而且认为鲁迅也不过是个读书不多、成就甚微的“三流作家”（均见其《中国思想论集》及《续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初版）。 2 关于当代新儒学对“五四”的第一个层面的批评，或者说梁漱溟先生大力倡导的东西文化论，我们只能高山仰止而毋容置喙。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辈芸芸众生匪夷所思的地步。东西文化的分野是否如此？东方文化是否比西方文化高明？征服自然是否比解决社会问题低一等？这一切都需要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去回答。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未尝不可以大胆指出：“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并不一定是什么“科学主义”，而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至今也并未过时。即使“五四”的先驱者胡适等人程度不同地受了“科学主义”的影响，也丝毫不足以削弱科学与民主口号的积极意义。判断一个口号的正确与谬误，只能根据社会实践的效果而不能只看抽象的定义。“五四”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没有把中国拉向倒退，这个口号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正确口号。 关于当代新儒学对于“五四”的第二个层面的批评，我们有必要做一点具体的分析。说老实话，“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是雷声大，雨点小。来势汹汹，气壮山河，但实际收效却远远不能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归根结蒂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底气不足。反过来说，盘根错节几千年的儒家传统并不那末容易震撼，“孔家店”并不那末容易打倒。至于说“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乃至“全盘西化”有多少偏激和片面，倒在其次。尽管“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达到先驱者预期的效果，但是它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即使从伦理道德的层面看，也是不容抹煞的。 当代新儒学高度评价宋明理学，认为那是十分完备、十分周密的儒家哲学体系，既可以究天人之际，解释宇宙万物，也可以治国安邦，挽救世道人心。但是，当代儒学家们却不敢正视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为什么却一再导致了民族的入侵和汉族统治的败亡？北宋不是亡于金？南宋不是亡于元吗？明不也被满清消灭了吗？既然如此，宋明理学其哲学体系再完备、再周密，对治国安邦又有什么用？反过来说，金、蒙古、女真等民族的崛起以及相继入主中原，是否因为它们的“理学”比宋明理学更周密、更完备呢？显然不是。为了为儒学开脱，某些当代新儒学派的朋友说，“儒学”（包括宋明理学）乃盛世之学而非乱世之学，社会动乱、国家灭亡不能让儒学负责。也就是说，开明盛世乃儒学之功，社会动乱、国家灭亡则非儒学之过。具体到清代来说，康乾盛世乃儒学之功，而清末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则非儒学之过。民初的军阀混战、国将不国自然也非儒学之过。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事实上，儒学这种盛世之学一定存在某种与盛世要求相矛盾的、甚至误导盛世进入乱世的东西。比如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汉武帝的统治确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潜在的危机则足可以把汉朝颠覆。而且这样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就为历代皇帝的独裁统治大开了方便之门。究竟董仲舒的儒学是盛世之学还是乱世之学呢？再看宋明理学，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也许是完备了，但是，中国人并不能靠这种哲学体系吃饭。它既不能抑制朝野上下的贪污腐败，更不能训练出精兵强将，抵御外侮。不客气地说，宋明理学的完备和发达，助长了一种坐而论道、不务实际的不良风气。虽然它和魏晋玄学根本性质和表现形式都很不一样，但它们的客观效果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再则，宋明理学在道德伦理观点上完全是错误的、反动的。宋明理学的鼎盛期，大致正当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人家在那里反对禁欲主义的神权统治，高张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旗帜，而我们的道学家们却在那里大讲“存天理，灭人欲”，大讲“无我”、“畏天”，大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形之下，这种伦理道德的反动性质不是十分明显吗？能够说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是一种“盛世之学”吗？这样的“盛世之学”能造出什么样的“盛世”不是很值得怀疑吗？我们的有些鼓吹这种“盛世之学”的朋友，一直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一直在那里个人奋斗，个人拚搏，一直在那里发展个性，发展自我，他们一天也没有“存天理，灭人欲”，一天也没有“无我”，“忘我”，为什么却要对宋明理学家的伦理道德大唱赞歌呢？这究竟是一种走火入魔还是两重人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