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维斯坦因曾在一篇题为《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的论文中对比较文学作了一个生动有趣、却又意味深长的比喻：他把比较文学比喻为一个“一直处于不断地自我反省与疑虑前程的那种近乎病态的渴望之中”的病人，这个“病人”“身体素来脆弱”（这是他参考了“全世界的学术与教学大纲”得出的结论——引者），“心理上也一直受到长久性危机的困扰。其文艺学领域中的朋友和反对者都忙于为其把脉，测温，以诊断其确有的或想象的疾病，为其开方配药——开的大多是兴奋剂而不是压抑剂，或仅仅是安慰剂。”（注：维斯坦因：《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载孙景尧选编《新概念新方法 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22—23页。） 把比较文学比喻为一个“脆弱”、“心理受困扰”的“病人”，虽然是一个西方人十几年前的幽默，有点故作惊人之语，耸人听闻，但从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这个比喻似乎也不是没有一点现实意义。比较文学的“身体”确实“素来脆弱”，这是因为它“患”有一个自它诞生之日起即有的“病”，一个与生俱来的“病”——学科地位归属不明。众所周知，作为一门新兴的、年轻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归属不定：在美国的某些大学，比较文学本来已有自己独立的系，但近来却被归属于英文系了；在中国，自80年代初起，比较文学一直是归属在“外国文学”学科下的，但是从前几年起它却被划归到了“中国文学”学科的门下。比较文学被如此划来划去，不是基于对这门学科的科学论证，而是出于人们对这门学科的主观印象，即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事，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事，于是比较文学成了我国人文学科中的“蝙蝠”。 至于心理上受到的“困扰”，那么最大的“困扰”莫过于对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议论了。说起来，比较文学似乎一直就是在“危机”声中发展的。从韦勒克那篇著名的《比较文学危机》起，有关“比较文学危机”、“比较文学消亡”的声音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此，比较文学圈内的人士早已习惯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认为，“不应该纯粹从否定方面去看我们的学科中的危机观念，”危机意识能“导致产生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注：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载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 187页。）。其实，回顾本世纪下半叶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愿接受危机，通过对危机的分析，自觉纠正学科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去探索学科今后应该发展的方向，已经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一大特色。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拟对当前和即将步入新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作一番思考：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偏离文学本体的泛文化研究趋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文学的实质精神是什么？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着些什么样的问题？等等。 一、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趋向 比较文学滥觞于西方，即使时至今日，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向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探讨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不能不从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的形势说起。 众所周知，直至本世纪中叶，西方比较文学界一直是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法国学派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在研究中唯“事实联系”的马首是瞻。这种研究，在比较文学发展的早期，对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了解，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这种只重影响、刻意追溯渊源的研究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同行的反思。这是因为：其一，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的动机里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成分——竭力证明本国给予他国的文学影响；其二，它的研究死抱住“事实联系”不放，束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手足，使得某些比较文学研究沦为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缺乏生气。 在美国，比较文学尽管早在本世纪初即已在高等院校登堂入室，并在哈佛大学等校建立了单独的比较文学系，但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法国比较文学家的卵翼之下，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和方法论。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它才以法国学派“事实联系”研究的批判者身份登上了国际比较文学的舞台，韦勒克在教堂山发表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即可视作是针对法国学派研究方法的一篇檄文。 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批判主要也就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死抱“事实联系”不放，另一是研究动机中的民族沙文主义立场。韦勒克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他质问，那些所谓的事实联系现象，“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还说明了什么？”他指出，“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结构溶为一体了。因果解释，几乎不能完全成功地确立任何因果关系所首先必具的条件，即‘当X发生时，Y必然发生’。”（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31、125页。）针对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谓的“爱国主义动机”，韦勒克批判它“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