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决非偶然，它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切相关。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邓小平理论就是指导思想和精神武器。也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理论或离开邓小平理论，也就没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 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真理，是科学，代表了我国社会前进的历史方向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并经受了实践检验和国内国际政治风浪的考验，日益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历史的使然。 当前有一些提法，无意地或有意地，或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分为官方的、中心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和非官方的、非中心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或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分成三种：官方的、知识分子的、民众的；或主张“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提法，值得讨论。 我以为，对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两分法、三分法和消解法，并不合适，并不正确，并不科学。意识形态可以有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分，也可以有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识形态之分。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各阶层各群体独有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不可能存在“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今天，他们的这个论断，应该成为我们在文艺领域内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重要依据，而不是相反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既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提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它的积极意义，而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显然不合时宜。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阶层各群体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一些现实的差别和现实的矛盾，均属人民内部性质，更不说明它们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态。 第二，有特色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同邓小平“两个文明”建设的论述密切相关。 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因而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在邓小平看来，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此，邓小平对我国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贡献”。同时，邓小平论述了文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和地位：“在这个崇高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他并且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由此可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命题的提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呼唤和要求。 第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同邓小平对我国当代文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性进程中，基于时代的新要求和文艺实践中的新问题，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一系列重大而急迫和困惑的文艺理论问题。除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以外，邓小平还辩证地提出了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能脱离政治的论断，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在文艺为谁服务这个方向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同时又认为，文艺要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这个“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个“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服务。这就是今天由此而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双百”方针的论述上，邓小平扩展了其内涵，把艺术理论列入“百家争鸣”的范围。邓小平的表述是：“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