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1999世纪之交：全国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于5月17日至5月19日在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及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的1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围绕着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文学研究与文化诗学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末，回顾中国文学理论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深入开展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努力探索它对于当代人的现实意义，是本次大会的主题。正如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钱中文先生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20世纪虽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财富，并使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人的生存不仅因为日益严重的人为破坏而受到严酷的惩罚，而且也因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衡，使人走向生存的危机与精神的自戕。在这种时刻，讨论文学理论、文化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与问题，是适合时宜的。我们必须将人文的健康的精神财富带进21世纪。对于我们来说，在今天的大文化背景下，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论是我们的重头工作。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论、文化与社会”，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与社会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探讨，进一步贯穿人文、理性、科学、平等、对话的精神，从而使文学理论的建设更为科学与多元，对于人类健康的新理性精神的建立，起到促进的作用。 围绕着“文论、文化与社会”这一会议主题，经过高潮迭起的大会讨论和畅所欲言的分组讨论，与会的学者们面向现实，关注未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三方面热点问题来进行。 一、文化与文论的现代化问题 走向现代化，既是中国文化在世纪之交所遇到的最重要的课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理论界面向未来发展的头等大事，所以它自然成为与会专家学者最为关心的理论话题。这不仅表现为论者的理论视野广阔，诸如从文本到影* 幼髌罚约案髦窒执母咝录际醯榷晕难Х⒄沟挠跋欤* 也表现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更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尤其涉及到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民族化、全球化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对如何深化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与会代表虽然各有高见，但有一个基本点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强调文学理论研究既要发展科学精神，也要发展人文精神。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钱中文指出：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地自身酝酿了反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反现代性的思潮，同时这种反现代性方面又遭到现代性自身的批判，特别是人文的、哲学、美学方面的批判。自然，这并非反对现代性自身，而是批判由于现代性“僭越”而带来的消极的东西，即批判工具理性、伪科学所产生的反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这种批判表明了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强大潜力。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历史的整体性评价是我们所主张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它承认历史发展激变时期一分为二斗争的必要性；同时也主张新的文化思想一旦产生与形成，就应在批判鉴别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旧有文化传统的精华，铸成自身的血肉。当今现代性所要求的，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同时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文学现代性的策动，促进了文学中的政治群体意识的解体，审美意识的激变，使文学与文学理论初步获得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开始回到自身。这一过程正是文学观念走向开放、对话、多元、走向现代意识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性本身又是一个层次复杂的理论问题，而全球化与后现代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王宁教授指出：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中。而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实际上它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挑战和机遇。就我们从文化学术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全球化问题而言，我们探讨的中心问题主要是文化全球化现象。文化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其在同一个平面上显出趋同性特征；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中，强势文化必然更加强大和更具有霸权特征，弱势文化则会在强势文化的侵蚀面前束手就擒。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上的强弱未必与经济上的强弱成正比。针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进行着抵制和反击，这就是文化本土化。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因此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国际潮流，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首都师大陶东风教授则着重反思了80年代的文化启蒙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呼唤现代化”的思潮在90年代受到反思现代性思潮的强烈挑战。原因有：1.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民族意识与国家利益的凸显；2.后现代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的引介；3.部分学者对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态的经验感受。他把反思现代性思潮的特点归结为：1.在民族国家之间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寻求探讨中国问题的新视角；2.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全球化视野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现的意义；3.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持较多的批判并强调这种批判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意义。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徐贲教授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层次来了解后现代价值观：1.价值的基本性质；2.价值对知识活动的导向作用；3.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价值相对论是文化相对论的核心，可区别为四种论说：事实差异说、文化决定差异说、道德怀疑论相对说和规定型相对说。一般地说，文化普遍论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任何文明的普遍价值（其极端是文化沙文主义），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种文化有自身价值（其极端是种族主义），两者的极端都不可取。因此，相对论和普遍论的争论，问题不在于何取何舍，而在于如何避免走向极端。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则从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影响角度探讨了文化的相互影响问题。 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立场，这也是本次会议一个引起普遍兴趣的话题。在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总会产生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之间的矛盾，必然萌发人文情感和社会理性、人文关怀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陆贵山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非历史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感和人文关爱纯属一种虚假的人文观念。应当消除各式各样的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狭隘的鄙俗的人文惰性，剪去反对历史逻辑和社会理性的庸人的辫子。探寻和追求变革时代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和谐，尽可能地克服和防止两者所出现的反常的悖立和畸变，是应当努力争取的社会理性和人文情感相统一的理想状态。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针对陆贵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首要问题是必须区分开文学家与政治家在面对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矛盾时的不同价值态度，从而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更侧重于人文精神，而不是什么历史理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吸引了诸多学者参与讨论，是本次大会的一个高潮。 走向对话，而不是走向对抗，这是本次大会一个良好的风格。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杜书瀛在总结近20年（1978─1998）的文学理论历程所揭示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个从“反正”到“反思”到突破的过程；是从以往“多元争胜”转而开始意识到必须“多元对话”的过程。90年代的文学理论不是走向衰微，而是走向深入；不是走向“神气黯然”，而是进入了“哲学沉思”；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失去了言说能力”，而是变换了言说方式。这20年，在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哲学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学术命题、研究范式、治学方法、学术视野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甚至是深刻的变化。可以说，百年来最后这20年同最初那20年一样（甚至有过之），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最具生命力、也最富挑战性的20年，是成就非常突出、而问题也相当显著的20年。今天我们正在从一个独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走向对话，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必将越来越成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要特征。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在评议时指出：杜书瀛对20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做出了一个极具启发的概括。事实上，“对话”不仅是20年来我们所收获的“事实的财富”，而且是20年来我们所收获的“思想的财富”。就前者而言，20年来的文学理论史，正是一步步走向“对话”的历史，也正是中外之间、古今之间、学派之间的对话逐渐全面展开的历史。就后者而言，20年来的文学理论史，其最为宝贵的遗产，也正是“对话”。这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以“有限性”为前提，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从“对抗”到“对话”应该成为文艺理论界的共同选择。目前，已经出现了认识论文学理论，体验论文学理论，审美论文学理论以及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多元共存的良好局面，对此，理应给以积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