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尤其是在扩展写作视野、建构文化维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写作者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像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的写作状况有必要改变。散文的写作方式应该是自由的、丰富的，单一地沉迷于文化追索，会严重缩减散文本应有的精神空间——尤其是散文作为一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文体这一传统，理应再次获得重视。周作人在他那篇著名的《美文》中，称这种“记述的”、“艺术性的”文字为“美文”，并说“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② 这在当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倡议。即便是在今天，“记述”和“艺术性”，依然是散文写作的理论基石。 所谓记述，无非事关作家的所见所闻，这本来是一个写作常识，然而，当散文一再地被历史史料和文化感慨所捕获，带着个人发现的“记述”反而成了稀有的品质，因为在许多时候，看见一种眼前的事物，要比想像、沉思一种远方的事物困难得多——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说过类似的话。回想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由于过度崇尚想像和虚构，以致现在的作家，几乎都热衷于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不再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写作，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鼻子和舌头。于是，作家的想像越来越怪异、荒诞，但作家的感官对世界的接触和感知却被全面窒息。写作者普遍戴着文化的面具，关心的多是宏阔、伟大、远方的事物，而身边那些具体、细小、卑微、密实的事物呢，不仅进入不了作家的视野，甚至很少有人会对它们感兴趣。 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写作方向，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和盲目升华。但是，在这个背景里，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就是一种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将感官的知觉放大的写作。感官、记忆、在场感，作为写作的母体和源泉，在任何时候都是语言的质感、真实感和存在感的重要依据。文学的日渐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了“纸上的文学”，它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丧失了基本的联系。这个时候，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就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基本的写作才能，如今很可能将扮演着复活文学精神的重要使命。熟悉艺术史的人都记得，当古典现实主义绘画面临着因拘泥物质事象的真实而陷入困境的时候，印象派绘画以模糊和虚化事物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套关于世界真实的想像方式，从而复活了业已死寂的绘画精神；然而，当现代绘画越来越走向抽象、怪诞、不知所云，甚至落入了“自我放纵和不顾一切代价地标新立异”③ 的网罗的时候，或许，惟有求助于旧有的对事物的观察和摹写，才能复活真正的绘画精神。文学也是如此。今天，当丧失活力、抛弃感官的“纸上的文学”一统天下的时候，我尤为看重作家借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这些感官以及记忆所发现的真实世界——当苍白的虚构遍地都是，惟有真实才能复活文学的心。否则，举目所见，都是空心的文学，虚假的文学，那将是何等的贫乏和荒凉。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套用在现有的文学写作中，似乎可以说，一个真实的细节有时比整个虚构世界的分量还重。一个作家，如果相信内心的真实和具体的世界、事物密切相联的话，他必定会进入一种眼睛式、耳朵式的写作，因为在我们这个敌视具体事物的时代，有时惟有借助看、听、闻、嗅，才能反抗遮蔽，澄明真实。我期待这一种真实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文学中重新复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推崇台湾作家陈冠学的散文《大地的事》。该书以《田园之秋》之名在台湾出版多年，并获得了文学界的崇高赞誉。尽管在此之前，国内散文理论权威、苏州大学的范培松教授，作为陈冠学散文的知音，曾在多部理论著作中对陈冠学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可对于内地读者而言，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读到，这实在算得上是一种迟到的阅读幸福。 《大地的事》是一部日记体散文，它以一个秋天的年轮，记述了台湾乡野景物的细致变迁，以及土地所蕴藏的美，用台湾知名评论家叶石涛先生的话说，“是一本难得的博物志”：“如同法布尔的十卷《昆虫记》，以锐利的观察力和富有创意的方法研究了昆虫的生态一样，陈冠学的这部作品也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台湾野生鸟类、野生植物、生态景观等的诸面貌的四季变迁，笔锋带有挚爱这块土地的一股热情。这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注重风花雪月未见灵魂悸动的散文史中，独树一帜的极本土化的散文佳作。”④ 《大地的事》的核心叙事，正是“田园”和“秋天”。关于田园，中国历代的文人都曾反复吟唱过，从陶渊明以降，田园叙事就成了失意文人最主要的写作路子。然而，在这些文人笔下，“田园”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假想，他们抒怀的重心，主要是为了寄托官场、仕途的落寞和不得意，那份怡然自得中，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做作和不甘心。在这种心境下，田园再美，大地再丰饶，他们也未必真有兴致去观察和享受——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在竖起耳朵谛听来自京城的马蹄声，是否能为他传报复职或升迁的佳音。但长年隐居在台湾屏东乡下的陈冠学和他们不同，他回到故土、走向田园的心境，有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平静和自在，同时也带着一种面对人世的通达和智慧，所以，他的文字自然、纯净。“陈冠学返乡的原因称得上是没有被胁迫的出于本性的纯粹，没有丝毫的失意，如此也就决定了他返乡后的生活起居和创作的纯粹，陈冠学是纯粹的返乡实现了返乡后的纯粹，正是凭借这种纯粹，打破了数千年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是空前绝后。”⑤ ——“打破了数千年来只有失意人能写绝妙田园诗文的神话”一说，很多人可能会不同意，但陈冠学作为当代文人中一个独异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少，我读《大地的事》，并不把陈冠学笔下的“田园”当作官场、商海或其他的嘈杂人世的对抗性存在，它就是“田园”，是大地的一部分，是花草树木，鸡鸭牛羊，是虫叫和鸟鸣，是无边无际的夜晚，是路边的一句问候，是田间的一次小憩……这个“田园”，不是象征，也不是隐喻，它就是田园本身，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人，在其中发生的事。因此，陈冠学用日记形式记下的田园和秋天，不乏琐碎，但我们读起来却兴致盎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能从中读到一个真正的田园，能随着一个感官全面打开和解放的人，进入一个最为细微、有趣、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 陈冠学和大地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秘密通道，正是这种生命的关系。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甚至舌头，都全面向大地敞开。他说，“真正美好的事物，看着，听着，闻着，要比实际的触着、吃着更合宜。”⑥ 他不是靠知识来认识大地，也不是靠技术来征服大地，而是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谦卑的人，重新用自己的感官来接触、放大田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他没有沦陷在世界的喧嚣之中，而是守住了自己内心的一片沉静，一份隐秘的欢乐。在他看来，喧嚣之外，世界别有洞天，神奇而平实。他因为接近大地，也就接近生命，接近事物和声音，接近心灵。陈冠学为我们重现了眼睛和耳朵这样一些感官所能洞察到的世界秘密，并告诉我们，人可以幸福、欢乐、简朴地居住其中。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更是观察者，谛听者，反刍记忆者——也是真正在大地上栖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