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6）06—0213—06 从常识角度看，文学与历史可以说相去甚远——一个是真实的记录，一个是纯粹的虚构；一个是严肃的科学，一个是审美的游戏；一实一虚，一真一假，判然而别。这种常识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预设的观念之上的：历史给出的是发生过的人和事，文学给出的则是一个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虚拟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比较“文学”和“历史”，而是比较“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就远没有想象中那样大了。 一、文学与历史的分合际遇 就发生而言，文学与历史有着共同的源头——上古神话与传说。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知道的人类最早的叙事形式，开始是口头的，后来被记录下来就成为文字的。对于这种人类早期的神话与传说，后人的认识往往大相径庭，有人视之为真实的历史记录，有人则把它们当作基于图腾崇拜的想象与虚构。例如对于中国上古传说（三皇五帝之类），我们的祖先一直是当作历史来看待的，而到了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这些关于尧、舜、禹的传说一概被理解为古人想象的产物。而当史学界早已“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人们又相信那些传说并非古人的向壁虚构，而是一种历史叙事的原始形式。孔子修订过并且后来成为儒家典籍的《春秋》和它所代表的那个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代表着中国古人历史意识的觉醒。① 《春秋》后来被儒家奉为“五经”之一，得与《诗》、《书》、《礼》、《易》诸典籍并列，其合法性何在？据《孟子》所言，《春秋》的价值在于当古代贵族的“讽谏”传统断绝之后，《春秋》代表并延续了从周公以降确立的价值谱系，使世上保留了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真正含义所在。也是“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原因之所在。显然，孟子之推重《春秋》者，首要之点并非其对人物和事件的真实记录，而是在历史叙事中所蕴涵的价值判断。孟子是将这部史书作为儒家价值观念的承担者来看待的。至于文学叙事（《诗》）与历史叙事（《春秋》）之间的对象、功能以至于叙事形式方面的异同，似乎并未引起孟子的关注。到了荀子，这种差异才开始受到重视，《荀子·儒效》中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王先谦释“微”云：“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1] 我们如果将《书》、《礼》、《春秋》都看作是历史叙事，而将《诗》视为文学叙事的话，那么前者乃是对事实的记录，只不过在此基础上还蕴涵着价值判断而已；而后者则主要是思想情感的表达，当然也浸透了价值判断。在这里荀子固然是宣传一种儒家精神——将西周以来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文本归于“圣人”之“道”的统摄之下，但其中毕竟透露出了对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两种不同叙事方式之差异的注意。这一点在秦汉之际似乎已经成为各家的共识，而非儒家的一家之言。《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义与荀子大体相同。这里可以说包含了对文学与历史两种文化门类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认识在汉代的经学语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相反，由于汉儒极力凸显《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典籍在“经”的层面上的一致性，因此遮蔽了它们在功能和言说方式上的种种差异。公羊家对《春秋》之“微言大义”的阐发与齐、鲁、韩、毛“四家诗”对诗歌文本的分析都指向儒家价值体系，使得实际上早已分道扬镳的文学与历史都成为儒家价值观念的呈现方式。二者的文本差异与文化功能被忽视了。 变化出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化，原有那套一体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坚冰消融，其所裹挟的各种在先秦时期即已成型的文化类型得到空前的舒展，于是都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繁衍开来。思想禁锢的破除不仅导致了各种学术观念的自由发展，而且还导致了各种文类的极大繁荣。先是曹丕提出“四科八体”之说，随后陆机标举“诗缘情”之论，都明确表达了对文学以及各类文体之独特性的清醒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曹丕的“八体”说，还是陆机的“十体”说，都没有涉及“史”这一文类，这说明在当时文人心目中，作为文化文本类型的历史与文学已经完全分开了。嗣后，宋文帝时立儒、玄、史、文四学馆[2]，标志着文学与史学作为并立的文化门类而受到官方的认可。从此之后，文学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算是真正获得了某种独立的品格。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诞生的。[3] 19世纪后半叶是科学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因此也是按照所谓科学标准划分学科门类的时期，文学与历史的学科界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被划定的。由于学科界限是人为划定的，当然也就可以人为地打破。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那种科学主义倾向受到普遍质疑，人们越来越不满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确立起来的那些学科规范。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一股反学科的潮流蔓延开来。就文学与历史而言，不是文学首先宣布自己有资格成为历史，而是历史宣布自己原本与文学并无根本区别，大家本来是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