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 者:
廖恒 

作者简介:
廖恒,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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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6-0142-22

      2006年10月13至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九华山庄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方宁(《文艺研究》主编)认为此次会议主题对于文艺学的知识积累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余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回顾了文艺学发展中遭遇的三次危机和转向,指出会议的主旨是反思文艺学的知识状况并探讨克服危机的知识学路径。

      就文艺学的学科定位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提出要重视综合思维,要对分析思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整合,实现总体性的理论创新。陈传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指出应立足于文学活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实际,以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对文论史上有影响的知识(话语)系统做历史性的考察,构建“问题”框架。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指出文艺学的学科设置、术语范畴、体系框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文学创造、欣赏又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特征相关,这两者之间有难以弥合的鸿沟,因此,与中国哲学类似,中国文艺学在学科上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在处理这种分离方面,可以借鉴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经验,重视基本概念、范畴的翻译与释义。

      曾繁仁(山东大学教授)以法籍犹太画家科莱布·布兰斯维格受到“诗言志”理论和北宋米芾书画的启发为例,认为西方文艺学界自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评价已经逐步由全盘否定转为正视其价值。饶芃子(暨南大学教授)认为,理论建构需要借鉴比较文学的理念、方法,在中西比较诗学对话中对传统文论进行发掘、整理;对20世纪以来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进行反思、总结;重视对本国优秀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张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指出强调知识的自主性是西方的学术传统,而中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知识的社会性、对道统的承担性,如何在历史性与普世性之间寻求平衡是知识建构的重要问题。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认为文艺学知识状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势紧密相关,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崛起,中国文化形象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他认为要克服文艺自卑主义,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走向中国文论的世界化。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认为“以西解中”是百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主导性理论运作方式,这种诠释方式的牵强附会、主观随意,使一些研究者走向另一极端而彻底放弃理论诠释,以文献考证为真,中国古代文论不再具有“理论建构”价值,而只具有“科学研究”之价值。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知识结构。他指出文艺不仅是认识对象,也从属于重视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的人生价值论,但技艺类的文艺学知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主流价值体系。这集中体现在“道”与“器”的体用关系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技术的层面被视为器用范畴。

      吴炫(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忽略了“中国式独立品格”。西方超越式、对抗式、抽象的“独立观”,很难解释苏轼、黄永玉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活动。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须解决古今之间的中介问题,古代文论的哲学根基和体验特性可以借助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整体思维使传统文论的范畴、命题乃至方法,成为当代文艺学学理建构的有机部分。

      一些学者质疑了西方文论的霸权地位和中国文论话语西方化的倾向。值得特别肯定的是,许多学者提醒我们,同一个时期常常同时存在多种文论资源,应该保持“视界融合”,超越“独白”,走向对话。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不应该从盲目的悲观走向盲目的乐观。王先霈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应仅仅是一种笼统的理论姿态,而应变成可以操作的实践,要尽可能避免在新一轮对传统和西方的反思中出现另一种情绪化倾向。

      一些学者指出对西方现代性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的反思过分依赖于西方资源,过多地依赖于西方人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因此如何确立中国学者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饶芃子指出: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在上世纪后期开始寻求异已的文化视角以超越自己的文化框架。西方人这样做的目的是重新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主体性是明确的。而我们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他们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可能又一次陷入以他们的主体性为主体性的陷阱。

      一些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吴兴明认为在“审美意识形态”的有关论述中,马克思主义被改造成了规范、中立的学科知识陈述,丧失了作为批判理论的基本知识性质和品格,变成了无所不包的知识大杂烩。这是从前苏联一直到中国现当代的理论创构的基本方式,造成长期以来都不是针对理论在场的历史情景作出反应,而是对没有构成研究者自身生活处境的西方资本主义和遥远的历史发动的批判。他指出“审美意识形态”论将“意识形态”变成了一个学科理论系统中的逻辑演绎核心,通过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概念粘贴来宣布这是在文学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贯彻,这样,就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知识观、知识性质及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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