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文学批评的现状赢得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批评的缺席与批评的泛滥。许多人听到一种抱怨：批评撤出了文学的前沿，不再承担阐释和评判的责任，文学舞台上仅仅剩下了作家的独白，批评家躲到学院体制的树荫下乘凉去了。另外，人们又会惊讶地从学术杂志上发现，抛下了文学的批评莽撞地空降到另一些疆域，批评家开始对广告、流行歌曲、商品包装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们似乎无视学科知识的限制。这些越界行动遭到了不少异议：批评家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他们无所不在，任何问题都要插嘴过问——这是谁赋予的权力？ 就在此时，人们听到了一个概念：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仿佛是一场新型的学术革命。批评家可能染指“文化”所包含的一切，尤其是当文化被解释为传统的经典，被解释为当下的日常行为及社会制度之际。这时，传统的学科地图被抛弃了：批评家遭遇的现实经验如此复杂，问题的根系可能横跨几个学科，他们没有理由因为学科的既存边界而削足适履。为什么学科地图不容修改？学科知识如何划定疆域？这本身就是文化研究必须追溯的问题。既存的学科体系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类的依据涉及科学史的沿袭、教育理念、学院机构的设置、现实的强大需求等。然而，形式自律一旦转化为刻板的教条，保守势力随即形成。许多时候，知识分类形成的学术体制可能将某种权力授予学科规范，这种权力时常成为阻挡现实经验的盾牌。文化研究的出现的确源于一种洞察：某些学科的分割人为地约束了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破门而出的时候。正如弗·詹姆逊所言，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科学。”（注：弗·詹姆逊：《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不错，“文化研究”这个称谓来自西方。多年以来，人们对于类似的理论旅行十分熟悉。但是，文化研究并没有得到一个标准的模式作为仿造的范本。文化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五花八门，人们的兴趣毋宁说是一个基本理念：援引学院的知识处理复杂的日常社会，处理人们置身其间的现实经验。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某些前所未有的现实经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推测，现实经验正在赋予文学批评某种前所未有的功能。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类，文学批评令人惊奇地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很久以来，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是解读、分析、阐释、评判文本或者作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动向是，批评跨出了文学，投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批评家兴致勃勃地将现实视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大型文本。他们的心中，某些现实经验产生的冲击和震惊决不亚于文学。批评家意识到，现实正在进入另一阶段。文化研究的扩张是现实的产物。 现实发生了什么？如同许多人发现的那样，符号生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信息时代”成了一个时髦的命名。工业时代的特征是巨型的物质景观，例如摩天大楼或者远洋巨轮；信息时代的标志是符号的大量繁殖。这显然是大众传媒急剧崛起的后果。从书籍、报纸、卫星电视到互联网，交叉的大众传媒网络愈来愈密集地覆盖了全球。尖端的摄像设备和电子技术不仅制造出影像、音响等多种新型符号体系，同时，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通常拥有巨额的资金和全球性销售网点。“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口口相传是前现代社会典型的传播方式。现在，大众传媒可以轻易地让形形色色的符号体系占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护照、电话号码、官衔或者职务、服装款式，各种符号体系愈来愈多地成为现实的代表——例如证明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象征一个机构的权威。有时，符号即是现实本身。电视主持人播报的滚动新闻或者触目可见的广告不是现实又是什么？如果现实开始按照某种符号体系生产自己，如果符号的结构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的结构，那么，符号不再是外在于现实的象征物；相反，符号就是现实的构成。 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体制，大众传媒、符号与历史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符号生产与权力或者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种种新型的联结与合作，这将深刻地影响历史。根据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观点，印刷术对于民族或者民族主义的形成——安德森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46-55页。）；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来，《新青年》杂志显然功不可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不仅是大众传媒的电子形式，它们同时缔造了另一种文化和政治民主形式。现今，人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意识到，世界正在愈来愈“文本化”。符号不仅是能指，而且成为所指。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看来，符号与真实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这并没有推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但是，情况正在变得日益复杂。不断扩大的符号生产增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物质生产与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的深刻发现——愈来愈常见。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动向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大众传媒、广告与观众数量之间的循环表明，许多文化产品与文化商品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如今，人们完全有理由用经济学术语将看电视或者参加一场歌舞晚会称之为符号“消费”。在相同的意义上，“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盛行可能象征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