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尽管不是一个风靡一时的话题，但起码也是得到多方关注而众说纷纭的问题。不管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或者是亨廷顿引发论战的“文明冲突论”，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或者多极化的世界。当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后冷战时代，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取代西化式的现代化的普遍文化理论。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并直观当代跨国语境中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文学确乎可以对当代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某种文化阐释，也可以透过现代化的帷幕看到，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事实上，近年来东方国家之间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已经显露出来，甚至已然落入核军备竞赛的怪圈中。这无疑表明，人类在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之时，在肯定自身文化价值之时，还需学会协调国际关系和将“文明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 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本世纪初期的两位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我们的研究只有深入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后殖民文论与二十世纪权力话语的微妙关系，并进而把握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化话语分析意向，才能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获得清晰的阐释话语，从而对当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世界文学的阐释框架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差异和互补问题，作出有深度的回答。 一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霸权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的民族歧视与文化殖民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广泛兴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葛兰西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他在二十世纪初叶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他将西方国家机器描绘成一条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的阶级，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种“专制统治”不仅使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和特权地位成为不证自明的，而且现实社会形态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社会习惯和价值标准，都已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础（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Notebooks,New York:International,1971）。 在世纪之初，葛兰西就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力和其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的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甚至形成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体现在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似乎具有了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西思考的中心问题。 “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非暴力的形式。 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强化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中诞生的，它显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未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将不能持久，而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领导权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