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概览

作 者:
万奇 

作者简介:
万奇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

原文出处: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经历了四个时期: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时期;20年代至40年代末:白话“文章作法”时期;50年代至70年代末:“写作知识”时期;80年代至2000年:现代写作学的勃兴时期。其理论高潮有两次:一次出现在本世纪初;一次出现在80年代后期。从逻辑角度看,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有古代形态、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它是沿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轨迹演变、推进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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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经历了四个时期;

      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时期;

      20年代至40年代末:白话“文章作法”时期;

      50年代至70年代末:“写作知识”时期;

      80年代至2000年:现代写作学的勃兴时期。

      世纪初: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时期

      迄今为止,中国写作理论建设曾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六朝时期。那时诞生了第一篇文章学论文《典论·论文》,第一篇写作学论文《文赋》,第一部写作学专著《文心雕龙》,第一篇文体论论文《翰林论》,第一部文体论专著《文章流别论》,第一部文选学著作《昭明文选》,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后两个高潮都是在本世纪出现的:一次是本世纪初(1900—1919);一次是80年代后期 (1987—1989)。本节所述正是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第二个高潮,亦即本世纪第一个高潮。

      “理论高潮”是指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在一段时间里所达到的学术制高点。它通常表现为“集大成式”的综合。它的产生并不一定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同步,但却与文化发展、历史积淀息息相关。

      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凋敝,政治动荡,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令人惊奇的是,就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文化巨人”:章炳麟、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刘师培、黄侃、刘麟生、林纾、姚永朴……他们带来的空前学术繁荣与当时的中国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是“高潮”出现的文化氛围。

      从中国写作理论发展本身来看,传统写作理论已步入“成熟期”,集大成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成熟,固然意味着“生长”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达到了顶点。这是“高潮”出现的历史基础。

      正是由于文化氛围与历史积淀的“合力”作用,出现了本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来裕恂的《汉文典·文章典》、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

      这五部论著具有共同特征:

      系统性。它们都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总论——分论”基础理论模式。包括《汉文典·文章典》、《文学研究法》、《文心雕龙札记》。《文章典》是“技法论——文本论——文类论——总论”;《研究法》是“总论——文类论——文本论——文品论”;《札记》是“总论——文类论——文术论——文评论”。三者主体框架是“总论——文类论——文本论”(《札记》的“文术论”),其不同是:《文章典》置“技法论”,《研究法》设“文品论”,《札记》列“文评论”。可谓“本同而末异”。一是以“创制论”为核心的技术理论模式。包括《涵芬楼文谈》、《春觉斋论文》。《文谈》是“作者论——创制论”;《论文》是“体式论——创制论”。其中“创制论”是两部论著的“核心”,所占“比重”较大。《文谈》共62篇,“创制论”43篇,占总篇数的69.3%。《论文》由“述旨”等6章组成,其中属于“创制论”的有4章,即“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占总章数的66.6%。

      承传性。承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理论框架的承传性。“总论——分论”基础理论模式和以“创制论”为核心的技术理论模式都是从中国写作理论“原初模式”——《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衍化而来的。《文章典》、《研究法》中的“总论”是对“文之枢纽”的拓展;《文谈》的“作者论”——如《宗经》、《治史》、《读子》、《诵骚》等明显借鉴了“文之枢纽”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至于《文章典》、《研究法》的“文类论”、《论文》的“体式论”则是“论文叙笔”的延伸;《文章典》的“技法论”、“文本论”,《研究法》的“文本论”、“文品论”,《文谈》、《论文》的“创制论”,都是由“剖情析采”派生而来的。因为“剖情析采”就是由“谋篇论”(《神思》、《养气》、《通变》、《定势》、《熔裁》、《附会》、《总术》)、“文品论”(《体性》、《风骨》)、“文本论”(《情采论》)、“表达论”(《声律》、《章句》、《丽辞》)、“技法论”(《比兴》、《夸饰》、《事类》、《炼字》、《隐秀》)、“文戒论”(《指瑕》)、“文迁论”(《时序》)、“起因论”(《物色》)、“品鉴论”(《知音》)、“作者论”(《才略》、《程器》)组成的。

      二、理论范畴的集成性。《文章典》集纳了16个范畴:性、情、质、理、意、思、度、气、骨、趣、机、势、采、调、笔、境;《研究法》汇集了20个范畴: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论文》则论述了8 个重要范畴: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范畴之精华,庶几备矣。

      两栖性。它们既是写作理论专著,又是高校写作教材。《研究法》是“姚君教授北京大学文科时所编之讲义”;《论文》是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教时的讲稿;《札记》则是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文心雕龙》时的用稿。据牟世金先生说,黄氏讲《文心》,“主要是当做‘文章作法’来讲的”。而《文谈》作为教材,影响深远。到1933年它已出到13版。建国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曾在60年代初将此书印发学员参考。1987年求实出版社出版了《〈涵芬楼文谈〉选注》。《文章典》则是一部“示国民以程途”的、典型的写作理论教育著作。

      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起点就是高潮。当我们研究高潮形成时,不要忘了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文章典》、《研究法》、《文谈》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研究法》、《论文》、《札记》是在北京大学接受了教学实践的“检测”。这一“馆”一“学”,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们拥有了本世纪的第一个骄傲;中国写作理论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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