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八五年以前文学的社会“轰动期”，和八十年代后期以先锋实验小说“回归文学本体”、语言及“叙述革命”为代表的“颠覆期”，九十年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没有“热点”，因而也没有“轰动”；没有新的强大精神意识的支持，因而也没有追求的激情；面对新的生活态势，创作多数表现出了一种悲喜掺合的复杂的审美意识，由于尚没有形成确定的价值体系，它同时便丧失了悲剧精神与喜剧力量（指鲁迅先生所说的“把人生有价值的一面毁灭给人看”，或“把人生无价值的一面撕破给人看”）。九十年代涌现的“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等小说固然体现了主体调整和视角转换的特点，可一般还处于某种过渡和不完备的形态。一个例证是，迄今为止那些有影响的长篇，就没有一部能归属到它们名下。 描述九十年代小说现象，探讨其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这篇短文不可能囊括所有的作品，自不待言。它不可能覆盖艺术中一切差异纷呈，自出机杼的个体追求与特色，恰恰相反，它需要取消一些差异，并在差异之上建立起某种共识，因此，我们在出发之初，首先需要建立起一些认识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及种种问题小说作为一个文学运动都已告终结。这并不是说文学不再反思历史与“伤痕”，不再反映改革时代与探索问题，当前许多作品尤其是中、短创作中的相当部份仍是近距离和有力地反映着改革现实与生活，而正又如勃兰克斯所说，“在现代，文学的生长，是以它所提供的问题而决定的。……文学提不出任何问题来，就会逐渐丧失它的一切意义。”重要的差别是，九十年代文学对于原有问题都采用了新的态度和眼光，它导致了过去那些主流文学的阈值模糊、模态消失，旧质变为新质。 文学的轰动效应消失了。它不能仅仅归结为市场经济与商品化——市场法则同样能造成畅销与轰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两种话语的分流——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由于都受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潮影响，你也很难区分他们的作品是“通俗的”与“纯文学”的。以往反映现实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与生活、社会发展同步的，轰动之作则往往“超前半步”，也是时代精神酝酿日久后厚积薄发的结果，并产生了新闻效果。当今信息时代在反映现实的层面上与生活大体同步而厚积薄发获得新闻效果，已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普遍参预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主体，文学的“代言人”角色也失去了意义。文学的普遍规律本来并不是与生活同步，精神生产要领先于物质生产，如何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获得艺术的飞跃，这是九十年代文学面临的课题。 第二个前提是，随着改革开放而一度汹涌涌入的西方哲学精神、艺术理论、现代主义潮流和更为庞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到九十年代亦告一段落。经过吸收和整合、选择与改造、它们大多分解、溶合到了一种更具民族形态的创作之中。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和肤浅地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受到读者的抗拒，迫使小说创作和现实生活读者的审美要求相结合。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受重视与为读者所欢迎的作家往往是一些注意到了民族形式，从民间生活及其艺术精神中吸取了养分的作家。这说明在艺术要超越生活的同时，生活又在不断校正艺术的航向。审美视角是主体和生活联结的桥梁，反映作家对于生活的关注点、敏感区和动情处，它不可能从西方移植。生存状态不是一块遮掩生活舞台的幕布，生命更不是单调一律的时间滴壶，于是，从域外借鉴的小说创作便必然要演化、调整，九十年代小说的变化发展便在于这种审美视角的改变。 第三个前提是，考虑到任何文学的变化、革新，它最初的表现方式往往都是一种形式革命，但它内在的动力和真正意义却始终是反映了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变异。从文学史上看，无论是西方的从文艺复兴到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都是借助于一种形式变革而传递出了新的文学精神；我国的从词、曲、话本小说直至五四文学革命，也都是由语言形式的变化着手而植入了不同的文化涵义。对于创作的争论与批评从来就不在于形式和技巧。小说家不可能凭某种形式冲动而创作，这方面作家和评论家一样。小说以语言为材料、为情感与意蕴载体的形式创造，又不同于绘画的色彩、线条或音乐的天籁之音这些自然因素，语言本身便是社会化的，并已包含着先于个人的生活中交流的信息，它不可能抛弃思想内容、社会内容、文化内容而抽象化出来。一切叙述革命、开放结构、陌生化的努力、技巧与风格的变异，最终都要回到思想和精神的追求上。 确立了这些前提的认识，我们下面可以简略地概括一下九十年代文学的六个方面的特征和艺术趋向。 一、从改革者到被改革者 确切地说，以前的改革文学实质是写“改革者”文学，不仅在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中塑造顶风逆浪的改革者理想形象，而且作品常常包含着改革的纲领、设想、预测等等。这些作品九十年代消隐，逐渐转向描写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态与心态，它四处奔注流泻，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转变与其说是由于受了西方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模式消解的影响，不如说来自生活自身的力量。当改革大潮裹动着、驱策着每一个人，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时，改革者与非改革者或反改革者的固有界限不复存在，改革者同时也是被改革者。“干预生活”的文学演进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参预生活”。改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业，人们并不能完全驾驭它，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的轨道有时要被打破。于是有了《一种尴》、《不惑而惑》、《邻居》、《家道》、《摇荡》、《尴尬人》、《天凉好个秋》、《海南的大陆人》系列、《没戏的日子》、《村支书》、《凤凰琴》等作品，它们表现当代人生活的困惑、矛盾、苦恼与追求，表现各种精神的震荡，艺术视角和重心由改革者转移到了被改革者。我认为，这对于反映我们当今生活来说，或许具有更为普遍、深广和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