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文本如何转化为思想文本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长期以来主要是作为一个政策文本被认识的。这与《讲话》是出自革命领袖之手，而且一经产生就迅速且持续地被权威化有直接关系。与《讲话》虽然以“文艺”为题，但其核心关切却并不止于“文艺”类似，《讲话》的被权威化过程也不能仅仅从其在文艺界的影响来认识，而应该在更宏观的层面加以解明。 本文认为这一过程有三个关键性节点：其一是1940年代前半期延安整风运动将《讲话》列为整风必读文献①；其二是1953年《讲话》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其三是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红旗》杂志将《讲话》重刊。收入《毛泽东选集》对于《讲话》经典地位的突出自不待言，延安整风运动则是这一权威化过程的起点。1943年10月20日，《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的次日，负责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②1966年《红旗》杂志重刊《讲话》，并且专门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为题发表重刊的“编者按”，其中说《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讲话》也与《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列“四篇光辉著作”。③ 勾勒这一权威化过程并不是要否定《讲话》本身的价值，也不是说《讲话》在此后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全部是由其权威化所赋予的。相反，勾勒这一过程恰恰是为了呈现《讲话》原本的问题脉络并释放其可能包含的理论能量。不仅如此，《讲话》的被权威化过程也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脉动中加以分析。比如就《讲话》之被列为“整风文献”来说，它的被权威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整个整风运动的一环存在的。而整风运动本身则另有自己的问题脉络，有自己所要针对与克服的问题，即党风、学风、文风这“三风”问题。再进一步说，整风运动又是在抗日且是抗日极为艰难的相持时刻展开的。抗战需要对敌我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需要对中国的现状、历史进行判断，需要借鉴、学习国际上的革命经验，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上述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④。因此，这里面有一个迫切的眼光向下去掌握“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⑤的需要。而这一点，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主要通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这甚至可以说是推动中国现代史内在展开的基本动能。 但具体到《讲话》，这里的确存在“《讲话》本身的问题脉络”与“《讲话》的被权威化”这两个维度。《讲话》的被权威化促使《讲话》的部分理念可以迅速落实且普遍展开，在“新的群众的时代”造成一个新的群众文艺的局面，在文艺上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新的形式。如周扬所说，“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十分负责的工作”⑥。权威化赋予《讲话》以政策指导的性质，使《讲话》成为一个政策文本。这对于《讲话》理念的落实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但是，成为政策文本也同时是对《讲话》之理念的凝固，是对《讲话》所包含的思想能量的板结，是对《讲话》之问题脉络的抽空。比如，《讲话》提出了“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但就在同时期的《反对党八股》里，毛泽东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那么，工农兵群众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关系?“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是什么关系?这些提法是实体性的还是理念性的?这些提法是对既有状况的说明还是广阔政治进程的一个推动力?《讲话》说“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又说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启蒙运动”，这二者的关系如何理解?所谓“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是什么?《讲话》所提出的“人民的提高”与“人民的普及”究竟具有怎样的理论和政治内涵，“人民”又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极难解答的问题，不仅是理论上难以解答，从历史上也难以一言而尽。但这些问题又迫切地要求着解答，因为这些都是深植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根基处的问题。或者说中国近现代历史无非是将这些问题把握为根基性的问题并且试图寻求解答的历史。但是，当《讲话》变成政策文本之后，这些问题都随之逐渐地消弭了。不仅其所从出的脉络消弭了，问题的强度也消弭了。或者根本就是“问题”逆转为了“答案”。“人民的提高”和“人民的普及”各自作为现成的结论保留下来，但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则付之阙如。《讲话》本来是在“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⑦所展开的思考，因此也可以说是极具新颖性的“空前未有的思考”，但政策文本的性质抹掉了《讲话》所包含的脉络、褶皱乃至可能具有的矛盾和断裂，也就抹掉了这种新颖性，使得《讲话》只表现为缺乏有机联系的断言的形式。《讲话》提出了极具新颖性的思想问题，但将《讲话》权威化的方式同时垄断了这些思想问题，而对思想问题的垄断也就终结了思想推进的可能。从这里，就只剩下重视或无视、赞成或否定的态度问题。而无论哪种态度，实际都无关于《讲话》。甚至，越是在赞成的态度中，《讲话》就越是被悬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