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8)05-0162-09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8.05.019 政治体验是人们对政治环境、政策法规的深刻体认与感悟，既包含着人们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也包含着人们对政治价值的探寻。我们对文学批评者政治体验的探讨，就是试图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中还原那些被遮蔽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特别是批评者的政治关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总是从文学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作者的体验而展示出来的观念、感情及其价值取向。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文学作品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1](9)。然而，当文学批评越来越倾向于借助逻辑推理及观念预设，以技术化的手段和程序化的方式来对作品进行评析的时候，有关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体验势必被那些抽象的概念所挤压，从而造成对事物认知与体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的磨损。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并非简单地将一切文学作品当成一种政治概念的论据，因为这样会造成文学批评仅仅成为政治问题的延伸，从而弱化甚至忽视了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存在的必要性。文学批评中的政治体验应该是多样的，既包含某一群体的政治体验，也包含个人化的政治感受，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顺应或者悖逆关系。 一、权力融入的政治体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政治方向的强调，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当我们提及文学批评中的权力渗透的时候，就意味着从宏观视野进行文学批评的同时，仍有诸多微观因素值得我们去考察。比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内涵的不断丰富与修正就表明了文艺领导者对文艺及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的基本看法的调整。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类型，如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规定了文学表现现实的不同方法，这种规定本身并非完全是现实主义自身的理论发展使然，而是由于权力建构的结果。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差异在于两种创作方法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政治倾向，或者说两者暗含着不同的政治立场；而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出，虽有解决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理论困境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中国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摆脱苏联影响的努力[2](225)。当然，这些概念都是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着意识形态，也就承载着权力。 那么，文学批评者在使用某一概念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对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乃至政治情感的顺应或者悖逆，同时也就接受或者拒斥了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巴金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热烈地表达了对新社会的赞美，“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描绘我们时代的英雄，发挥高度的艺术感染力，鼓舞人们不断地前进”[3](184)。文学想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文学家思想改造的理论指导，并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认同，即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和政治需要的光辉作品。然而，巴金的这种文学批评观落实到文学实践中，并没有达到现实主义应有的“深度”和“高度”。在冯雪峰看来，巴金的作品存在着世界观的问题，其立场和观点仍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这恰恰决定了巴金作品中对现实表现的乏力。“两结合”是文艺创作方法、评价方法，其本质是一种文艺政策，因此，批评者在使用“两结合”的时候，一方面是接受了“两结合”所蕴含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用“两结合”所暗含的权力去管控别人。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是否合乎“两结合”这一标准去评价他人或者被他人评价，同时，每个人也都依托这一概念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体验。郭沫若对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有深刻的体验，他认为这一方法的独特性就体现在“革命”二字上，并将其上升到认识论层面，试图在现实与作品之间架起一道有关“世界观”的桥梁。对此提出质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则认为，“世界观”或者作者的政治立场至关重要，能否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作品的现实性及其现实效果。当然，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单靠一些空洞的热情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冯雪峰在谈及丁玲的小说《水》时，就指出这部小说以概念取代了对人民大众丰富生活的描写，以旁观者的姿态想象地表达着所描摹对象的情态，漠视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普通人的艰难困苦与奋起反抗的思想感情。因此，我们感受到的并非生动的画面和让人惊心动魄的人民力量，而是一种淡漠的感情与公式化的表达方式，这也反映了丁玲与生活的距离[4](156)。冯雪峰对丁玲《水》的评价，实际上强调了对现实的描绘不应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达，而是能够体现出作者本人深潜到人民生活中去，并切实表达自身对现实的体验。邵荃麟也对那种鼓吹主观主义而回避矛盾的假浪漫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推进现实主义的深化[5](399)。邵荃麟的这一提法是对农村题材小说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思考，并将自己的政治体验融入“中间人物论”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主张与“两结合”所暗含的权力形成了一定的抵牾，最终必然被主流文艺观念抛弃。值得注意的是，邵荃麟的文艺主张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强调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须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需求。如果我们将现实主义作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却没有深入到它自身的历史演变轨迹之中，就有可能将之作为一个意义恒定的概念，从而遮蔽了这一关键词所隐含的不同观念，特别是忽视了意识形态在关键词内涵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胡亚敏认为：“给关键词下定义只是一种有限的本质探寻，追求完美的定义可能是一个陷阱。关键词的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静止的，我们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界定这些关键词，而对其意义的认识不可能有终点的，它们的含义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向未来开放。”[6]将现实主义当成一种认识论，那么这种认识论必然会随着历史场域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致使有关现实的内涵不断延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