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政治之间回环往复的“韵律”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扬州 225002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弗·詹姆逊的生产性文学批评从创立“元评论”概念起步,以鲜明的历史主义取向和阐释的生产性为要义。詹姆逊谋求“元评论”的丰富性、当代性和开放性,认为这正是“未来文化生产”虚席以待的。詹姆逊吸收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指出被结构主义描述为独立自足的语言结构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历史结构作为支撑,从语言结构向更大的历史结构同构类推的批评模式恰恰能够生产出比文学作品的词语结构多得多的东西,对于法律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组织形式等方方面面产生推力,从而显示了强大的生产性、增殖性和建构性。詹姆逊上述种种探索和创新,最终目的在于建构一种新型的阐释模式,他提出了文学与其社会基础之间“三个同心框架”的理论,注重发挥文学批评的主导作用,从主体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和重建文本对象,从而达成对于文本意义的倍增性产出。对于历史主义取向的强化使得詹姆逊往往十分高调地推重文学批评的政治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艺术作品审美形式和艺术规律的弃绝。他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提出“政治无意识”的概念,将文学定义为“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从而确认在审美与政治之间回环往复的“韵律”乃是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最佳状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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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9-0140-09

       一、批评的革命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生产性文学批评起步于1971年,该年他在同题演讲中创立了“元评论”的概念。这是针对苏珊·桑塔格《反对解释》一书的主旨而发,桑塔格认为人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把握往往是诉诸“整体感觉”而不是诉诸意义解释,从而对文学批评的作品意义解释持反对意见。詹姆逊认为桑塔格此论只是为了维护那种不可解释的、似乎没有确定内容的现代主义艺术,而不适用于一切艺术,文学批评理应拥有对艺术的内容进行解释的权利,不过詹姆逊对于文学批评有与众不同的理解。他在论及文学批评时指出:

       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①

       所谓文学批评中“有意义的讨论”出发点在于“解释的需要”,即必须考察解释的动机,而这种原初的需要和动机无不是在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每一种解释只有说明了它所处的历史语境,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可见任何解释实际上都包含对自身的解释。因此可以说,任何文学批评都是一种“评论之评论”。詹姆逊将这种“评论之评论”称为“元评论”,他认为任何真正的文学批评都是“元评论”。他将“元评论”界定为一种反思活动和理性思维,一种“认识之认识”,“思想之思想”。詹姆逊从中得出“元评论”的两条原则,一是历史主义原则,即“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②这种回归“双历史环境”的主张特别耐人寻味,它赋予文学批评强烈的历史主义取向,而这种历史主义取向不仅指向作者,也指向批评者。此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中“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批评观念不谋而合,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③,细绎之,同样不仅是对作者而言,也是对批评者而言。二是生产性原则,即“任何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释的事实”。④正因为文学批评被赋予了鲜明的历史主义取向,它所解读的作品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获得意义,一旦语境变化,意义也必将随之改变,因此在文学批评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曾经的盲区在今日看来却别有洞天,以往失之交臂的东西在今日恰恰不期而遇。因此有论者指出:“对詹姆逊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解释某个给定的作品,这更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乃是将文化制品历史化,将它的可能性条件展露出来。”⑤这种“可能性条件”的展现,就是文学批评的生产性。

       詹姆逊“元评论”的提出包含着一种批评史的眼光,那就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批评的回顾和反思。詹姆逊以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例,指出它们将语言结构视为文学之为文学的终极理由并加以永恒化和神秘化;在对语言结构的共时性研究中对社会历史“加括号”;囿于从语言的能指/所指、隐喻/转喻的二项对立来理解文学作品;在对古代神话和中世纪传奇的结构分析中将其仅仅当成一种语言系统,而无视集体无意识的存在,等等。由此可见形式主义“不可避免地缺乏真正的元评论”⑥,它缺少“元评论”作为“评论之评论”的反躬自审精神和自我评估态度,搁置了文学批评应有的对历史语境的考量,以致步入了非历史主义乃至反历史主义的歧路,从而丧失了批评的生产性。詹姆逊因此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标举“元评论”,倡扬“评论之评论”的历史主义取向,赋予文学批评以丰富的生产性,宣称对于作品的意义、效果以及它所体现的世界观,“现在要从生产者的观点来看它,而不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于是完成了一次批评的革命”。⑦

       詹姆逊的“元评论”浸润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他声称,“元评论”所采用的模式与精神分析的阐释并无二致,“它与对潜意识压抑方法本身的描述不可分割”⑧,精神分析致力于区分症候与被压制的思想、显在的与潜在的内容、掩饰行为与被掩饰的信息;而“元评论”的目的也在于厘定潜意识压抑力本身的逻辑,寻找潜意识得以产生的环境的逻辑,揭示在现实语言之下潜藏的隐秘语言,发现在受到重重压抑的心理底层透出的闪光。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元评论”是一种解释,不如说它是一种揭示、一种展现,它对于在潜意识中被压抑被扭曲的原始信息、原始经验的恢复和还原,往往经过升华以艺术的象征形式得以表达和实现,这无疑是极具生产性、增殖性和建设性的。詹姆逊对此作了大力的揄扬,指出“元评论”在作品原始成分或原初内容的基础上,“表现出一种更大程度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精心的艺术生产活动,但正是这种精心的艺术生产及其技巧,形成了上面描述的方法的客体”。⑨

       总之,“元评论”对于艺术作品的解释基于一种双重性的动机:一方面,它保持主体与真实生活的适当联系,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主义取向;另一方面,它所关切的艺术形式具有潜意识压抑/升华的背景,它恢复并阐发了那些一度深入潜意识底层的原始经验和信息。而这两个方面都不乏艺术生产的意义。

       不难见出,詹姆逊的《元评论》作为重建一种新的批评观念的文本仍然是初步的,但它又是强大的,首先,该文提出了“元评论”(meta-commentary)的概念,但未予“破题”,对之未作明确界定,只是提出了非常概略的基本原则,对其某些特性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在语义学上考量,所谓“元”(meta)是指“在……之后”“继……之后”的较高、较新形式,具有“超越…‘超出”的意思。从行文看,是指继形式主义批评之后的历史主义批评模式。其次,该文首次提出“艺术生产”的概念并将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从生产者的观点而不是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待作品,倡导了“批评的革命”,尽管语焉不详,但给新的批评模式增添了鲜明的生产性内涵。再次,该文铺设了文学批评的生产性生成的通道,一是现实的通道,一是潜意识的逻辑所构成的心理通道,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凡此种种,都展示了“元评论”作为生产性文学批评开阔的未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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