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百年发展道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纪念之年。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党、党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使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道路,充分显示了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卓越能力。百年来,党始终引领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独立自主的发展,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发展并非通向单一真理的直线进程,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存在多种可能性选择时,始终体现了与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恰切、融汇。回顾这一历史进程,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思想共同体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后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在不同时期,文艺共同体结合中国国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论。党的组织领导与文艺共同体的理性认同和探索的结合,推进了百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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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1-0024-19

       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与中国文艺共同体的理性认同和探索这一论题来回顾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历程。这里引入了一个“文艺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借鉴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结构的革命》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中的科学革命,在中国确立了全新的文艺理论范式。库恩的范式转换引起科学革命的思想早已传入中国,但是范式转换必须通过科学家共同体认同才能实现的观点往往被忽视。库恩所说的“范式”,指的是某个特定学科的基质、规范,即学科群体成员有意识地或多或少地认定的那些技术、模型和价值的集合。库恩指出,由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旧的范式已经不能充分解释现实,从而转向普遍接受新范式,才是科学革命的实现。①库恩讲的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革命规律。20世纪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互动频繁,两者的交叉与融合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自然科学的范式概念,已经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德里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就是如此。德里克还提供了一个材料,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在《范式和政治理论》(1968)中已经指出库恩的范式概念与政治社会理论相关,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范式之一。②德里克运用库恩科学共同体观念,研究中国历史学家共同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建立过程中的显著贡献,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借鉴的。习近平指出:“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③在这一名单里,郭沫若和钱钟书既有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又是名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著名作家,单从文艺理论领域而言,认为他们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无可非议的。在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中国文艺理论领域,这样既有文艺创作经历又发表过文艺理论见解的人不在少数。文艺理论是文艺家进行文艺创作、文艺作品在社会流传的文艺实践事件和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主要是作家、艺术家对自己参与的社会共同文艺经验的总结。中国文艺理论的科学共同体是融理论家与艺术家为一体的共同体。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百年发展历程中,这个科学共同体不仅包括理论家,也包括作家和艺术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百年历程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构成的这一文艺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和中国化推进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使用了“文艺共同体”的概念。

       当然,德里克注意到社会科学的革命与库恩自然科学的革命有不同之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范式是与他们(指科学共同体——引者注)的社会背景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着重分析了社会历史背景对历史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的作用,用此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兴起。但他对社会政治背景的研究,只局限于不同社会政治思潮、观点在学者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忽视或轻慢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德里克认为:“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最富原创性的贡献要早于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正统地位的确立。”④他明显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组织和领导科学共同体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成果,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种较为普遍的偏见。本文的论题既是对德里克著作的借鉴,又是对其的一种批判。

       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初始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为标配的中华民国,但很快被几拨独裁者颠覆,而且一战结束后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仍在巴黎和会上被帝国主义欺凌,这样的情势说明中国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失败,中国必须有新的道路选择。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同的光明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文艺共同体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初始建构是20世纪初中国文艺共同体救国救民情怀的自觉选择。

       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历史景观,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由一场文学革命引发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必须进行救亡图存的道路选择的觉醒,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语)⑤,他也是中共一大到五大的党的总书记。站立在他身边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竭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以及受陈、李二人深刻影响的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一批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五四时期,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而中国有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受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刻影响,他们成为文艺共同体的成员,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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