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现当代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关联更加紧密的时段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直接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之中。2013年，习近平在西柏坡考察时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①而早在2006年，习近平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作序时就写道：“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②百年中国新文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逻辑的主导下，对百年党史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艺术展示。 一、“党史精神”的影响与“大党史文艺”的生成 探究中国新文艺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点领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研究者不应该过度拘泥于党的组织领导、文件纲领与作家活动、作品内容等方面的直接关联，也不能仅仅在特定的文艺创作中搜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描写，而是要整体把握新文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关系，特别是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具有进步倾向的文艺创作。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文艺作品可以视为一种在“党史精神”引领下的创作。所谓“党史精神”的引领，不是指中国新文艺工作者要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后才进行创作，而是指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党史精神”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在文艺创作的各个环节中，影响了百年来中国新文艺的内在品质。这也使得中国新文艺实质上具有一种“大党史文艺”的特质。 中共党史题材在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主潮地位，特别是影视剧中的“党史人物”和“党史故事”创作蔚然成风，“党史文学”或“党史文艺”概念也由此出现。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文艺的关系不是简单、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前者是通过准确把握时代精神来影响和引领后者的发展的。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文艺的影响时，往往较为集中地讨论那些“以党的领袖、党史上重大事件作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种创作，被学界称为“党史文学”或“党史文艺”，有研究者就指出：“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高级将才和杰出党员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社会反响很大，已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党史文学’现象。”③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一般只有苏维埃文艺、“左联”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等不多的文艺现象被纳入“党史文艺”的谱系。而到了当代文学时段，“党史文艺”的内容被进一步具体化，被认为主要是以党的领袖、党史重大事件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例如，有研究者这样描绘“党史文艺”：“描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我党其他领导人、著名将帅的回忆录、纪实报告、小说，例如……《碧血罗霄》《地球上的红飘带》《皖南事变》等反映党史重大事件的长篇小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领袖题材、党史题材的电影故事片出了一大批，其中相当多是巨片，如较早的《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巍巍昆仑》，刚刚和即将问世的《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决战》《周恩来》；银屏上播映着《毛泽东和他的乡亲》《黄河纤夫》《远征》等电视剧。”④在这里，“党史文艺”指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倡导的文艺运动及描写共产党人形象、反映党史事件的文艺作品，具有纪实性和传记性特征。这类创作包含两种类型：一是共产党员作家的创作，如蒋光慈、张闻天、柔石、丁玲、胡也频、阳翰笙、胡风、田汉、聂耳、冼星海、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郭小川、贺敬之、柳青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果；二是以党史人物或重大党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创作，这一类型在当代文学阶段日渐成为主潮。无论是描写党史人物还是反映党史事件，“党史文艺”的创作都表现出很强的纪实风格，在反映历史和弘扬主旋律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党史文学是广大党史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长期结合，潜心研究创造出来的，通过生动活泼的形式，把那些被历史风云掩盖的史料变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特殊宣传教育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⑤从这个角度看，“党史文艺”实质上属于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党的历史的艺术呈现，具有一般历史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具备的特殊功能和效果。许多描写中共党史重要事件和优秀共产党员的文艺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发扬革命传统的教科书。 从已有论述来看，人们通常所说的“党史文艺”是那些将党史上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用艺术性的手段加以再现的传记性、纪实性作品。这些作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与纯粹的艺术虚构不同，属于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将党史与文艺的关系定位在这个层面上，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党史文艺”的丰富内涵。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其成立的前提是所述事件和人物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这就将那些受党的思想和理论影响、及时反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生活的虚构性创作排斥在外，不能充分体现党对文艺斗争和文艺事业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的“党史文艺”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扩展这个概念的涵盖范围，提出“大党史文艺”概念。“党史文艺”属于现代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但并非以现代革命史为题材的作品都属于狭义的“党史文艺”。只有涵盖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主潮的“大党史文艺”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从自由主义文艺向左翼文艺、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换的内在逻辑。否则，单靠狭义的“党史文艺”是很难充分解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对中国新文艺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影响过程的。 所谓“大党史文艺”是在狭义的“党史文艺”的基础上，将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创作的革命文艺、非党员作家创作的进步文艺、“同路人”文艺、自由主义文艺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当代文艺等认同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目标的文艺现象纳入其中，形成一种扩大了的“党史文艺”。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才能发现，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穆木天、王统照、闻一多、朱自清、戴望舒、萧军、张天翼、艾芜、穆旦等作家的创作历程和人生选择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相同的奋斗目标，并对他们做出适当的历史评价。 判断一个时代的文学属性，要把握贯穿始终的文艺思想的主题和时代精神的本质。百年来的中国新文艺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百年党史，但后者所蕴含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精神力量，通过理论传播和社会实践深刻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进而影响了整个新文艺的创作。虽然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上的很多作品并不直接描写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斗争生活，但其中表现出的政治意识、个人情感以及社会评价都与“党史文艺”具有相似性。由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同路人”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抑或是民主主义文学，只要这类作品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就会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因此，只有把这类作品纳入受“党史精神”影响的“大党史文艺”，才能准确判断其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