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文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天舒,巴黎南特尔大学文学、语言与表演博士院,法国 南特尔 92001

原文出处:
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介入文学”是20世纪法国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主张文学应当介入社会,参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论争。介入文学诞生于二战后,经由萨特的文学理论与实践而发展至顶峰,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逐渐没落。在萨特的思想中,文学应当服务社会,作品的思想应高于形式,作者应呈现完全在场的状态,并为大众写作。这些特征一方面让文学与社会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却也消解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加缪、巴塔耶与阿多诺,分别批判了介入文学的极端政治倾向、功利主义与容易被文化工业所利用的问题;而巴特则在介入文学退潮时期,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反思,力图重新平衡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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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8)05-0112-15

       “介入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littérature engagée)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20世纪中期出现于西方尤其是法国文坛与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概念。但长期以来这个概念却经常引发歧义与误读,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它进行广义与狭义的划分:广义的介入文学或“介入的文学”(littérature d'engagement)泛指所有涉及社会与政治维度、通过作品对某些普世价值观进行捍卫的文学(Denis 12);狭义的介入文学则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具体文学流派,它源自萨特(Jean-Paul Sartre)对文学系统化、理论化的重新解读,并因萨特的推动而在二战后的十年中发展至顶峰。对介入文学的梳理与阐释应当圈定在这个狭义的范围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说,狭义的介入文学实际上可以等同于萨特的介入文学,这是因为:首先,这个概念是经由萨特的理论研究与文学实践而得以成型的,其内核与外延都掺杂着萨特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其次,20世纪中后期西方掀起的对介入文学的批判热潮,总体上针对的也是萨特的哲学体系与文学愿景,对介入文学的反思同样也是对萨特的批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介入”(engagement)一词在文学领域的普及也同萨特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通过文学参与政治的作家不计其数,但是从萨特对其进行理论化开始,“介入”才具有了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指涉,并被用来形容那些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作家。因此,对萨特文学观的阐述便成为解读介入文学的核心内容。

       “介入”的语义演变与萨特的阐释

       在阐述介入文学的具体内涵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介入”一词其实是对法语单词engagement的一种意译,已经进入了“文学参与政治”这一语义层面。实际上,这一名词及其动词形式engager,本义为将某一物品进行抵押、典当,转义为对他人做出某种承诺,进而转义为雇佣、征集等等涉及协议与契约的种种行为。从这些基本含义可以看出,介入包含着两个重要因素:契约;以及契约带来的责任关系。因此,若作者将文学介入现实,等于作者与社会之间建立了某种契约;作者必须对他的作品、对接受他作品的时代负责。介入这个词并不是萨特的发明,将它放在社会这一语义层面上使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普及的。存在主义神学(existentialisme chrétien)首先扩充了介入的语义,将其视为个体行为与集体发生联系的交点(Denis 31-32)。萨特则沿着这一思路,在自己的无神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e athée)体系中继续阐发这一概念,并将它运用于文学之中。在萨特这里,介入在获得其政治含义之前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并最早出现在《存在与虚无》( et le Néant)这部哲学著作当中。但值得一提的是,萨特直到该书第三部分“为他”(le pourautrui)——确切地说,直到“他人的存在”(l'existence d'autrui)这一章才开始论述介入。在其笔下,介入从一出场就是一个涉及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概念,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与客体世界发生联系的行为。在这一点上,萨特无疑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在《存在与虚无》出版两年之后,也就是二战结束的1945年,萨特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携手创办了《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在发刊词中,萨特将纯粹的哲学思辨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为介入涂上了政治的色彩。他认为,人应“完全地介入,绝对地自由”(“Présentation” 28);我们形而上的境况是一致的——我们的生与死以及每个人都与他者活在同一个世界;将我们区别开来的是我们不同的历史、社会处境(situation)——工作环境、家庭、阶级,以及我们生活的世界。换言之,人完全地被他所处的环境所限制,完全地介入了一个具体语境之中(22)。但另一方面,人同时拥有绝对的自由(liberté),我们可以通过自我选择(choix)与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处境赋予意义。人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做出选择,即使放弃行动也依然是一种选择;而一旦做出选择,就需要对它负责(26-28)。既然人无法逃离自己的处境,那么面对它的方式无非两种:消极地回避和积极地介入,萨特在发刊词当中所提倡的便是后者。他认为,资产阶级作家有着不负责任的传统,他们要么沉浸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探索之中,要么麻痹于一种探索科学知识的现实主义之中,反而对自己的时代不闻不问(9-10)。

       在每一个时代,作家都处在一种具体环境之中:他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回响,每一个沉默也是如此。我以为,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发生的镇压,福楼拜和龚古尔都要对此负责,因为他们没有写出一行阻止镇压的话来。有人会说,这不是他们的分内之事。那么,卡拉冤案是伏尔泰的分内之事吗?德雷福斯事件与左拉有何关系?刚果政府又关纪德什么事?这三位作家,每个人都在自己一生所处的具体环境中,考量了一个作家应负的责任。(13)

       因此,在萨特看来,介入便意味着一个人积极参与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自己的时代洪流当中,表明立场,做出选择,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如果说在发刊词中萨特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来谈论介入更多出于一种作家的自觉,那么两年之后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著名的《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则是系统地从形而上的、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他对于文学的构想,将介入与文学有意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此,介入文学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并深刻地影响了法国战后的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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