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达的文字学中，如果说差延是意指活动的准先验原则，印迹是意指活动的基本单位，补充是意指活动的逻辑，那么播撒就是意指活动的具体形态。德里达的“播撒”不是自己杜撰的，也不是旧词新用，他是按照法语的日常用法使用这个旧词的。法语的“播撒(dissémination)”源自拉丁语dissemināre，表“撒种”的意思，词根是semen，表“精子”、“种子”的意思，虽然他的使用基本上没有偏离这个词的意思，但他还是又玩了个文字游戏，凭空给它嫁接一个古希腊语的词源：sema，表“符号(sign)”之意，与此关联的两个词语分别是sememe，这是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生造的词，表“义素”、“义位”之意，以及sémantique，意为“语义（学）的”，源于semantikos，后者又源于动词sēmainein，表“意指活动”，也是从sema变化而来的。可见，德里达的“播撒”凝缩了拉丁语与希腊语两个词源学上的意义：同时拥有“撒种（精子也是种子）”和“语义”的意义，文字运动像播撒种子一样这儿撒一点，那儿播一点，其意义形形色色、到处散布，不可归结为一。这个词非常生动地表达了德里达心目中意指活动的特征，也是对传统的意义理论的强有力挑战。他在《拥有哲学的耳朵》里对“播撒”一词很得意，认为“这个词有好运气……在展开它们的织网时，它有力地经济地凝缩了语义差延(semantic differance)和精子漂移(seminal drift)的问题，以及再度居有概念与精子的不可能（一元中心的、父系的、家族的）”（注：Avoir l'orielle de la philosophie,by Derrida",见E- carts:Quatre essais a propos de Jacques Dernida,by Lucette Finas,et al.,Fayard,1973,309页。）。谓“再度居有概念与精子的不可能”，德里达的意思是从差延的角度看意义不可能是在场的，它在时间的延迟化与空间的差异化永远在漂移着，不可能附着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上，不可能重新以概念或精子的名义集结起来，逻各斯中心主义（针对“概念”，“一元中心的”）以及男性中心主义（针对“精子”、“父系的”和“家族的”）因此就丧失了立论的根据。下面我们首先分析播撒的特征。 播撒的特征 播撒最根本的的特征有二：一是彻底的矛盾性，一是不确定性。先讨论第一点。 彻底的矛盾性表明一切意指活动如果能够达成暂时的意义效果，那也只能是多元异质的，在一个补充之链中意义无限多样且互相矛盾。德里达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构阅读中结合“多元意义”问题对此做了有力地辨析。德里达在《立场》中回答乌德拜的提问时曾指出法国当代批评家理查在论马拉美、利科在论弗洛伊德时都注意到了所论作品的意义丰富多变，难以归纳为某一种确定的意义，于是，他们提出了“多元意义”(polysemia)的概念，这个提法虽然比形而上学传统确定一元意义的做法前进了一步，但是它还是没有超越辩证法的视域，多重意义最终会按照某种等级秩序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德里达指出“一种目的论的总体化的辩证法在一既定的时刻（然而是遥远的）允许一个本文在整体上重新聚合成它的意义真理，将本文构成为‘表达’(expression)和‘说明’(illustration)，并消除本文链的开放性和生产性的置换。播撒则与此相反，虽然它产生了无限的语义效果，它却不能被还原到一个简单起源的在场上，也不能归结为一个终极的在场。它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的和‘生成性的’多元性”（注：Positions,trans,by Alan Bas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45页。）。显然，这里含有三个不同的概念：一元意义(univocity)，多元意义以及播撒，我们可以先看看黑格尔的分析，再看看德里达对黑格尔的解构。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认为人的思想形式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理性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方面（注：参见《小逻辑》第79-82节，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知性思维就是坚持每一个有限的、片面的概念，其规定性是独立自存的，坚持它的各种规定性彼此间的界限、差别和对立。因此，从知性出发，任何事物都是简单的自身同一，自身同一的事物也就是“不自相矛盾的事物”。知性的定律是“同一律”，其结果只能是片面的、分离的和抽象的、“非此即彼”的东西，它断言某物是某物，某物同时不能是他物，只知道此就是此，彼就是彼，此与彼之间有一道鸿沟；它只能孤立地把握概念，而不能指出概念之间的转化。可以说，知性在运作中舍弃了各种观念的边缘部分，舍弃了它们与其他观念的交叉部分，余下的就只有自身与自身的联系、自身与自身的等同的单纯的同一性。当知性思维运用到意指活动时，就是要传达或破解某种潜藏的非此即彼的一元意义；就单个的符号而言，正如索绪尔所说能指与所指像一页纸的正面和背面，它们是直接统一、一一对应的，只要识别其中的编码程序，就可以找到符号本有的一元意义；就一篇本文而言，经过批评家从部分到整体又从整体到部分的解释学循环，最终一个符合作者意图的主题性的原意就被发现、导出。这种设定的一元意义无疑产生于固执而僵硬的形而上学思维。但是，黑格尔指出，绝没有像知性所坚持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抽象东西，这样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抵达事物的本质。当知性宜称某物就是某物，它实际上同时就宣称了某物不是他物，是对他物的排斥，其自身同一已经潜在地包含了否定性于自身之内，它和否定性的关系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他物（the other，今天人们更愿意译为“他者”）不再和自身有质的界限，而是作为自身的否定性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是自身内在的“差异”。黑格尔把这种关系称为“否定的自身联系(die sich auf sich beziehende Negativitat)”，这样，知性思维的同一就不仅仅是抽象的同一，而且还包含双方间的相互排斥，以及从根本上说自己对自己本身的排斥，对自己本身的排斥就意味着自身并不是自足的、在场的，“某物在同一个观点之下，既是它自身，又是它自身的欠缺或否定物”（注：《逻辑学》（下册），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67页。）。黑格尔的对同一性的这番推论正是对同一性的精彩解构，德里达应该是自觉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的，他在《声音与现象》中提出“印迹”观念，认为任何自身在成为自身之前总是已经内部分裂，并且向外开口(ouverture)，指向他者，自身绝非自身等同的自身，而是无数他者印迹构成的。当然，德里达与黑格尔有极大的差别，德里达始终坚持事物自身内在的“差异性”，并更深入、更彻底地推进到“差延”的层次，而黑格尔在随后的推论中却用他的“辩证法”将此“差异”做了保守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