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创作是艺术创造，评论历史文学作品，应该考察它的基本历史态度，应该承认它的审美属性。我们要求于历史文学的，最要紧的是题旨的正当性，在作品给与的范围内，所赞颂的应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是美和善；所诅咒的应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是丑与恶。除此以外，则需要尊重作家想象的权利。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可以说是“历史题材”，他在自注里说，外间的许多解释都是错的，“须知这是写诗啊！”当年那些解释者把诗歌当作史论，由此发挥。在方法论上作了错误的选择；他们虽然立意是赞扬作品，毛泽东作为作者也一概拒绝。 熊召政的《张居正》，围绕“万历新政”写明代中期政坛改革与反改革的搏斗。“万历新政”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这是史学界内外的共识；用富于感染力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反映那段历史，引起正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国人的共鸣，所以它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撇开作品主导倾向，忽略作品的艺术成就，用史料考据来疵议小说的细节，这种文学评论的方法是很可怀疑的。考据的论辩还是由史学界的行家里手们去做，我想到的是历史文学传播史、接受史的若千例证。 历史题材作家如何对待自己所写的人物？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所言与所为、美德或劣迹，是不是都必须据史实录，增之一分则为“粉饰”，减之一分则为“厚诬”？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对某一部作品的评价，而且涉及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根本点，涉及对历史真实的理解。更进一步说，在主旨正当的前提下，确有“粉饰”和“厚诬”，也未必都能够否定。 先说所谓“厚诬”。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七绝四首之二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蔡中郎就是蔡邕，做过左中郎将。他是一位有着多种才能的文士，在文学史、书法史、音乐史上都有很高地位，为人也很耿直。到了宋朝，民间流传赵五娘故事和戏曲，把蔡邕说成是抛弃妻子、背离父母的不孝不义的坏人。再到元代，高明写《琵琶记》，想为蔡邕辨诬，却依然保留了中状元、被招为牛太师的女婿的情节骨架。周信芳的保留剧目之一《描容上路》，唱的也是这个故事，那是老戏迷百听不厌的。状元是唐朝实行科举制才有的，汉代的蔡邕何曾中过状元，何曾弃妻另娶！可是这一题材的作品流传一千年，久行不衰。没有人能够遏制它的流播。陆游是通达之人，不是拘迂的腐儒，所以他叹息一声“死后是非谁管得”，也就容忍了。和这类似的是曹操，舞台上的白脸奸臣。郭沫若1959年写《替曹操翻案》，说《三国演义》历史的真实性成问题，艺术真实也因之失掉了基础，他预言，《三国演义》、三国戏的真实性，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会逐渐淡薄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预言毫无被印证的迹象；郭氏撰作的歌赞曹操的作品，倒是比之当时“淡薄”了。 再说所谓“粉饰”。唐代由盛而渐衰，转折最先在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间，重要起因之一，是玄宗宠幸杨玉环，把他的母亲、姐姐封为国夫人，叔、表兄弟封为卿，贪赌嗜酒的无赖杨国忠一日飞升而为相，杨家权倾天下，滥施刑罚，贬逐清廉的官吏，酿成安史大乱。白居易的《长恨歌》却将杨李爱情写得纯美坚贞、凄恻哀婉，这种“粉饰”真是达于极致。其后，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循此发挥，“史载杨妃多污乱，概削不书”，而去渲染“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也有把这个题材处理为昏君贪色误国的，比如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吴世美的《惊鸿记》。可是，戏曲研究专家徐朔方先生说得好，“以否定的态度来描写李、杨的爱情故事，几乎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长生殿》校注本前言）王、吴的作品，今天听说过的人都很少，更不要说去欣赏。历来攻击《长恨歌》的议论颇多，像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活》，说它“造语蠢拙”、“不晓文章体裁”。为他辩护的却是一位现代唐史研究的泰斗，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说，“文人赋咏，本非史家记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增饰，历时既久，益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文人描写，每易过情，斯不足怪也”，张戒等人的非议，“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也”。你看，大史学家敏锐地领受文学的美感，而写诗话的文学评论者们反而在优美的意境面前闭目塞耳，强用史书的枝枝节节比附审美创造物的文学，方枘圆凿，便指天画地，责备诗人、戏曲家，岂不是怪事吗！古往今来，平民到伟人，白丁到鸿儒，吟诵《长恨歌》，同情的是爱的真挚和执著；观赏《赵五娘》，谴责的是背叛与欺诈，他们把看戏、读诗与评价历史分开来。我们的评论者为什么要抹杀诗的特性、抹煞文学的特殊性呢？ 至于说“沉重教训”，十多年来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有两种值得探讨的误区，一是无根无由的“戏说”，另一个是拘泥史料的滞涩，两者都需要防止。夸张其辞地限制作家创造的权利，将会降低历史文艺作品的审美品位。观古可以鉴今，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研究文学与史学的异同，按照对象的性质来实事求是地对待它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