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中的文艺法则

       延安时期，根据地内重要社会工作的开展常常采取“突击运动”的形式。具体来说，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在社会上形成工作高潮和舆论导向，进而实现政策导向和工作成果上的双重成效。这种工作方式改变了根据地内的社会氛围，也对文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为例，如果仅从文艺史的角度归纳其经验得失，可以认为它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艺界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落实。比如，运动中对旧秧歌音乐、舞蹈、队形、妆容等多方面的改造，改变了秧歌的阶级属性，使其成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然，这种改变的意义和效果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归纳，如“被政治所改造的民间”①“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双重演示”②“革命时代的政治与娱乐”③“‘表情’以‘达意’”④“文体革命、文化运动与社会改造”⑤等。通过近年来的这些重要研究视角，可以看到学者们正在从更加中性的立场看待新秧歌运动。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新秧歌运动的历史意义。具体来说，就是新秧歌运动是否真正落实了“工农兵文艺”的目标和任务。

      

       《白毛女》演出剧照 美国媒体摄影 1946

       秧歌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它的创作和接受主体都是群众自身。因此，只有当新秧歌成为一种新的民俗时，才可以说它创造了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态，是“被政治所改造的民间”，否则它就只是专业艺术工作者开展的文艺实验。从实验的角度来看，艺术工作者也并没有完成对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现在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关注的《兄妹开荒》《一朵红花》《刘二起家》等作品，虽令人耳目一新，在艺术上却并不成熟；直到《白毛女》等“新歌剧”出现后，此类艺术才走向完善，然而秧歌的形态在“新歌剧”中保留不多。追溯秧歌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被利用和改造的历史可以发现，早在苏区时期就有类似的零星实践，到1937年刘志仁开始自发创演新秧歌戏时，新秧歌在革命文艺实践中已存在多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新秧歌”成为一场运动，它的外在形式是秧歌的革新运动，但内核是否仅仅为了发展和壮大秧歌艺术，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吴印咸摄影 1942

       历史地看待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应该注意到它的“运动”特质。在根据地频繁的群众运动中，“运动”成为一种独特的工作习惯，它的意义并不完全指向工作本身，而是要建构一种综合政治表达、群众动员和社会工作的生活方式。因此，对某一个具体群众运动的研究，只有尊重“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逻辑，才能对其历史形态有所把握。本文对新秧歌运动的研究，并不采取如何利用“旧形式”或者创造“工农兵文艺”的角度，而是以同时期开展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为切入点。这种研究视角的选取，是要通过对这两场相互交叉的运动的关联考察，将新秧歌运动放置在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语境中，看到新秧歌在延安语境中体现出的多种社会样态，进而对其运动成效作出评价。

       一、“二流子”的政治内涵

       要充分认识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首先需要认识“二流子”一词的内涵。作为民间社会里的口语概念，“二流子”含义广泛，指称一类社会群体，具体随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所以，把握这个概念，关键在于把握它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从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二流子”形象来看，这个概念体现了农耕文化的价值观。农耕文化崇尚安分守己、吃苦耐劳、和睦相处等有利于生产的品德，而那些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夸夸其谈、搬弄是非的人，就会被视为“二流子”。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里，由于人口增加或自然灾害，过剩的劳动力会形成较为固定的“二流子”群体。杜亚泉1919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认为：“劳动阶级中亦因生齿过繁，天产不辟，产出过剩的劳动阶级，即现无劳动之地位，或为不正则之劳动者。例如我国之兵即此过剩的劳动者之一种。他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之类，亦属之。此等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游民阶级。”⑥毛泽东在1925年所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注意到“游民无产者”的存在，他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⑦。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将“游民”定义为“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⑧。按照上述对“游民”的界定，结合“二流子”的行为特点来看，他们多数属于此列。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直存在一个“二流子”阶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人品行败坏，更是传统社会的必然产物。

       在延安时期“二流子改造”运动中，“二流子”的定义包含上述两种来源。延安时期“二流子改造”的调查文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