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年代，欧文·白璧德和以他的思想学说为核心的“新人文主义”曾经与中国学术界、批评界有过一次遭遇。这次遭遇就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对垒而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以《学衡》创刊（1922.1）、停刊（1933.7）为始终线，也不过11年之久。实际上，《学衡》大张旗鼓地宣扬白氏思想学说只有2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在这2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学术界、批评界在大力宣扬西方近、现代文化观念的热潮中，也听到了对西方近代以来文明进行批评的另一种声音，尽管这种批评是他们当时不愿认同和接受的。 这次遭遇所留下的意义是深远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来自于《学衡》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遭遇到的一次最全面、最猛烈、最持久的批判。撇开其批判的现实有效性和深刻性，这次批判所涉及到的话题几乎涵盖了当时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甚至还包括人文学科在以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为支撑的现代文明中的现实处境和可能的前途。 考虑到这场论争本身的复杂性，本文拟对接受者一方在接受、吸纳、阐发、传递白璧德思想学说前后的状况予以比较分析描述，从中发现其共通性，但更注重考察其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揭示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世纪初中国的现实遭际。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 是本世纪初美国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面对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Scientific humanicism ）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泛情人道主义（Sentimental humanicism）日益渗透到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各个领域并成为强势话语的事实，白璧德充满了忧虑。在对古典派、新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各种理论予以考察分析的基础上，白璧德将自己的结论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大到艺术、政治、社会批评诸多领域。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主要得益于科学思想和人道主义。前者对反抗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不无裨益，后者对摆脱封建等级制度、高扬人权和人性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异化和民主自由的泛滥等诸多问题。在白璧德看来，只有以理性、纪律和秩序为基本原则的新人文主义，才能救治因人道主义的过度膨胀而引发的自然主义，又可以摆脱超自然主义（Super naturalism）幽灵的纠缠。这些理性精神和原则体现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化中，体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体现在以佛陀为代表的佛教教义中，白璧德将这些视为人类文化的精髓和医治现代文明疾病的良方。（注：参阅Irving Babbitt：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ollege 和Democracy and leadership。） 但是，催生白璧德思想学说的社会、历史、文化要素在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同时具备，至少并未已成客观现实。譬如，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国家，人性受到轻慢、人权遭受践踏……即便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对于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的张扬，也不过仍止于思想观念的传播而已。但对西方近代以降的文明的认同、接纳、引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已经与白璧德思想学说的核心要义构成正面冲突，遭到了梅光迪、吴宓等背附着新人文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安身立命者的批判。 10年代到20年代前后，与欧文·白璧德先后有过直接接触的中国留学生，从能够找到的材料看，有梅光迪、吴宓、楼光来、张鑫海、陈寅恪、汤用彤、梁实秋、林语堂等。其中，陈寅恪、汤用彤与白氏仅作过晤谈，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其余诸人则是“读其书、听其教、明其学、传其业”的入室弟子，也是白氏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者。 上述几人中，除梅光迪、陈寅恪外，其他几人都有清华教育背景，因此，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简述一下当时清华学校的教育状况是十分必要的。10年代和20年代初，清华学校共设哲学教育、本国文学、世界文学、美术音乐、史学政治、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生理、地文地质、体育手工等10类学科。（注：《清华大学史料选稿·卷一·清华学堂章程》中华书局1981年。）留美预备学校的现实和英文授课方式一方面导致了中文教师不受重视，“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课程”，“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注：梁实秋：《清华八年》，转引自《梁实秋文坛沉浮录》，李正西、任合生编，黄山书社1992年。）另一方面直接刺激了部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汤用彤、吴宓即在此列。 不仅如此，中国自近代以来的遭遇促使一些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复兴民族文化的现实途径，以至于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历史文化观念、语言文学和审美模式等都产生了怀疑。在此背景下，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如何认识西方近现代文明、如何改良复兴民族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如何开辟拓展现代人文学科的学术空间并为现代人文学者确立安身立命之所在等，成为当时每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所有人文学术的出发点和基本特色。白璧德思想学说在中国的接受、传递、宣扬和遭受批判都与这一时代语境紧紧地胶着在一起。 二 同情与选择之一：陈寅恪、汤用彤 考察一个人接受外来思想的境况大抵不出二途：或者全面考察此人一生的思想行状、或者考察此人在接受外来思想前后的观念变化、比较其前后思想的异同。一般而言，后者更为有效可行，因为前者时间跨度太大，这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其他一些因素的渗入并生发影响，从而会改变接受者原来思想的朝向，甚至完全抹去外来影响留下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