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6-0114-07 一、文化批评的出现及其遭遇的质疑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迅速兴起。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降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它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冲击，并引发了文化研究（批评）与文学研究（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论争。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无疑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持质疑或批判立场的人大多沿用原先由英美新批评派提出、后来流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二分法，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与“内部研究”相对的“外部研究”，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回潮。他们认为，文化批评背离了文学的“审美”本质，甚至根本就离开了文学，与文学无关；也有人认为文化批评可以存在，却不能取代文学批评，尤其是不能取代文学的审美研究／内部研究。比如《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的长篇访谈，其中首问即是“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批评还能否回到文学？”对于这个问题，相当多的学者把文化批评视作与“内部批评”相对的“外部批评”，或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他们希望文学批评回到“文学”。 在对文化批评的批评中，阎晶明与吴炫的观点是比较典型的。阎晶明写道：“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作者呼吁：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批评淹没的必经之路。”吴炫的文章列举了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五大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即“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消解”。在作者看来，“‘文学独立’不仅顺应了文化现代化的‘人的独立’之要求，成为‘人本’向‘文本’的逻辑延伸，体现出文化对文学的推动，而且也成为新文学告别‘文以载道’传统、寻求自己独立形态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应该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一种革命。尽管一百年来，中国学人总是以西方独立的文学性质和形态为参照，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创作自由’的现代主张，或以‘文学主体论’、‘艺术形式本体论’等西方现代的文学独立观念为依托，从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这种努力本身，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在作者看来，这样的文学现代性进程似乎被文化研究阻遏了：“文化批评不仅已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而且在不少学者那里，已经被真理在握地作为‘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来对待了。”可见，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因为它“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注：参见阎晶明：《批评：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太原日报》1999-09-06；吴炫：《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山花》2003年第6期。）作者的逻辑在这里表现为：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违背它就是违抗现代性的合理历史进程。 撇开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言论不谈，更加具有学理性的问题也同时提了出来：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什么？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是文学批评的转机还是文学批评的迷失？文化批评会取代文学批评么？文化批评是不是—种社会学批评或所谓“外在批评”？如果是的话，它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又如何？它是向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倒退么？因此对于“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的澄清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文化批评与所谓“内在批评”的关系 如欲阐述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首先必须对“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梳。在西方与中国，对“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这一独特的学术—文化活动，一般是从它的批判性、跨学科性、边缘立场与实践性等角度进行界说的，很少从研究对象角度对之作出划分。但是就中国文学界的情况看，人们常常用“文化研究”来指那些超出了文学范围的研究，而把文化批评限定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我在这里也准备沿用这个划分，把文化研究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 广义的“文化研究”差不多是以一切文化现象为对象的，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当然更超出了文学。它涉及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其侧重点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所说的“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威廉斯曾经追溯了“文化”这个概念的历史并分辨出它的三个现代含义：(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被广泛认为涉及“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精致的”(refined)事业。(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方面的文化，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威廉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化，就是要探究：一种服装样式、一套举止规范、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套行动规则、一个信仰系统、一种建筑样式等的含义是什么。(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1](p.90)我们今天讲的肇始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其所指涉的“文化”主要是第二种含义上的“文化”，它是由人类学家泰勒首先提出的，威廉斯发展了这个概念并把它引入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这一人类学的文化定义指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与日常性。正因为这样，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围常常侧重大众文化或日常生活的文化，举凡广告、服饰、发型、流行读物、通俗电视剧等等无不可以是它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个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是比“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更大的概念，它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文学研究至少在对象上属于两个部门，它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研究（只要文学还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