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西方学术与人文思潮，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尤以文艺学界对之反应最为强烈。这自然会以正面接应的为多，同时也包含了不同程度上的怀疑或质疑。这种怀疑或质疑有些是出自对学派之理论预设前提的一种考问，并联系到移用过程中语境的适用性问题；有些是从文学研究学科本身的原有定性出发，对文化研究涉入后所造成的边界不清的现状感到困惑，以致有时也联系到对文化研究之意义的怀疑。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文论界的一些讨论看，不同的议者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二者关系的理解上依然存在着一些分歧。这说明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澄清，有待于作更深入的探讨。基于这点，我想从三个方面，准确地说是分三个层次来作些讨论，以阐明当今文化研究之涉人于文学研究的理由及二者可能连接的方式。 首先，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必然性。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汤普森、威廉斯等开始将大众的、日常的文化确立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同时提升“文化”这一概念在整个社会阐释系统中的地位，虽然与试图改造与革新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等理论意图有关，但同时也与正在发生的社会性变化，比如日常文化景观，尤其是通俗的、大众的日常文化景观日益占据了人们的生活视野有一定的关系。不久，在CCCS的研究计划中出现了对通俗文化的更有系统、更有目的的研究，并在70年代产生了对青年亚文化中存在的娱乐性文化的系列研究。总起来看，英国当代文化研究涉及到更为复杂的理论意图，并且有一理论上的剧烈变动过程，但毫无疑问也与城市生活形态的变化，尤其是通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等的发展，及由之而造成的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等级分明的精英文化及其建制的显在冲突有直接的联系。不管我们出于怎样的学术态度，但不可能无视于整个生活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人们身心选择的诸种景观。霍尔等在《通俗艺术》阐述这种通俗消费文化时就曾认为：“它折射出业已存在的态度与情绪，同时提供了一个富于表达的天地，一套通过它可以折射出这些态度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出现就不单是一种学术或学科选择的问题，在其学院化的表述中反映出的是对战后欧洲社会重大转型的一种敏锐感受，这种转型需要学术界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与探索的框架、新的知识表述体系，以对之作出积极的反响。 而以上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的就是紧接其后的“后现代”社会的产生。可以说，后现代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文化。为此，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我们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而对文化的兴趣，又来自于文化在后现代的漫及与成为意义关注的核心。其中表现之一是，文化被普遍地消费与消费成为一种文化。文化被普遍地消费是指文化成为商品之后，便很自然地纳入到了普遍生产的范围之中，各种可能的潜力（种类上的、技术上的等）均会得到充分开发，从而造成一种文化上的超度繁盛，而这又极大地满足了后现代心理对文化的渴求。根据格尔兹的定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但现在除了符号生产之外，事实上人们也将与身体娱乐相关的各种产业（如休闲、娱乐、旅游等）称为文化产业，而身体愉悦与符号愉悦之间的确有某种沟通，这样也就扩大了文化的含义。消费成为文化是指在后现代几乎一切消费都被时尚化了，物品需要被进行文化的、时尚的定义之后才能大量地卖出去，人们消费一种物品同时也是在消费一种文化或者时尚。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中国，我们只要从城市功能与景观的变化中，便能看到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在近来的实质性进展。比如像北京、西安、南京等内陆城市，都已从80年代初的以行政、工业等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发展为一个大型的消费化城市，以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为主的后现代消费场所的急剧增加，已使之成为当今城市的最主要景观。在社会政治结构缓慢递变的前台出现的是普遍日常生活景观与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等的巨变，而它又反过来不断地引导、修正着政治与经济等运行的逻辑。 文化概念在后现代的大幅度提升，也在于文化事实上也已成为意义竞争与索取的最重要场域。这既是指人们都将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进而形成对意义的评价，而更重要的还是不同种族、性别、代别等之间的对话也将主要集中在文化意义上的讨论上。如后来发展的女性主义就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单单是由自然性别造成的，文化对其构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殖民主义也认为西方强国在进入后现代以后，其对待不发达国家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策略性的变化，也就是从过去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殖民转变为文化上的殖民，因此从文化上揭示其扩张的性质，及从文化上进行必要的抵抗将是更为迫切的工作。事实上，这种思路的转变还是可以追溯到伯明翰学派早期提出的文化主义观上，即他们认为文化不是政治与经济的单纯的依附物，而是有其自主性的一个方面，这在后来就发展为文化还能反过来塑造社会与再生产社会——这样一种观点，包括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所认为的社会的意义是通过语言与文化而构造的。而新文化史的理论家如阿兰·科尔宾又进而认为文化表象体系不仅制约着判断体系，它还决定了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自身的方式方法，并最后决定着社会实践。从这些表述中我们看到，文化的意义被普遍地提升和突显，极大地影响到了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等在内的许多学科，尤其是其中体现出的一种差异性研究与边缘性关怀的基本思路，是与近年来整个社会意识的转向相接轨的，并实际上已超出了学术认知的范围。 综合以上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变化或对其反应，还是作为一种学术上或意识上的倾向性选择，文化研究的出现，或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这在西方与中国都一样，是一件必然之事。就此作为一件事实来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否定它的存在。甚至我们可以用一种稍显过分的话来表述：如果在我们今日的学术中抽取了已被以上叙述特征化了的这种关于“文化”的含义，我们几乎很难再找到一种能够更为合适地反映当下这一时代之灵魂跃动的学术话语，或说是我们将会失去表达我们时代之魂魄的一种学术概念。 第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是如实存在的，并且是可加以论证的。在本文中将之作为一个问题来回答，主要是因为在就近的讨论中，从一些对文化研究之引入文学研究持有怀疑态度的学者的持论看，似还没有将这一点作为思路的必要部分考虑在内，以至很容易缩减掉一种理论成立的基本背景与景深，而仅限于从诸如“冲击”、“消解”、“终结”等方式上的论演，看到的只是若干消极的侧面，而忽视那些可作更深阐释的重建性意义。鉴于这一命题涉及的范围较大，我在此仅选取其中几点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