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否重新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重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文学评论》、《东方丛刊》、《文艺争鸣》等期刊杂志相继开展了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不少学者对中国批评理论界的“失语症”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现状深为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曾拥有过灿烂辉煌的文艺思想体系，在新的时代中，让中国具有自己的理论声音，建立一套从形式到内容均与现有的西方文论有所不同的批评体系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理论的吁求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多多少少反映了中国批评理论界集体意识中某种深层的心理焦虑。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介绍对于开拓我们理论批评思维的空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引进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的同时，生硬的翻译、粗糙的介绍、机械的应用等常让人如坠云里雾中，对中国文化文学经验的现实如隔靴搔痒，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和影响。呼唤中国文论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西方理论暴力的抵制。中国理论界的焦虑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深藏在这种理论吁求下的情感结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而是如何建立这一体系，以及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何为“中国特色”？所谓的“民族特色”又是什么？中国文论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它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不同之处何在？中国化了的文论体系，顾名思义，必然是不同于西方林林总总的文论。既如此，中国文论体系又如何超越文化的疆界，将其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到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文学遗产，并对其作出有意义的批判和继承？如此等等，学术界至今仍未有满意的答案。甚至可以说，对上述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开始进行充分、认真和理性的讨论。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关于重建中国文论体系讨论的本身恰恰表明了这一体系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中国本土的古典文学批评传统已被一片西方文论的汪洋大海淹没。不难看出，在重建中国文论的热切期望中，是对中国古典文论的依恋，对那种鞭辟入里、精到深邃的东方文化精神的回归心态。然而，如果这一吁求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的眷恋，对西方文论的抵制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要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意义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就必须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消亡和中国现代文评的产生和建立，放在五四以来东西方文化互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考察。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古典文论的历史文化性格的考察，对中国现代文论的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并试图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无意对中国文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进行价值的评判，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形态，一种集体的文化表现和一种文体来看待的。 一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当从王国维说起。1927年夏，这位杰出的现代批评家和传统诗学的集大成者，在颐和园昆明湖永别了人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岁，正处在学术生涯的顶峰。一位如此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一位将西方哲学美学引进中国文学批评的始作俑者，就这样断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国维自沉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批评界一个世纪的遗憾。对其自杀动机，众说纷纭，至少有五六种之多。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王国维自沉是其难以解脱的内心深处的痛苦使然。（注：例如，牟宗三对王国维的自沉就是这样看的：“王国维是一代国学大师，晚年钻研甲骨文，殷周史，于考古学上有贡献。然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生命的底蕴，于西方文化生命的来龙去脉亦未能抓住其纲要。自己生命的途径，中国文化生命的途径，皆未能知之确，信之坚，遂郁闷以终，自杀了事。”《五十自述》，鹅湖出版社，台北，1989年，第26页。）他的死表现了中国二十世纪初在社会、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所经历的艰难而痛苦的转变，也是中国古典文论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因此，将王国维自沉看作一个象征，一个寓言也未尝不可。 纵观王国维浩瀚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其美学批评方面的著述，不难发现，在研究的旨趣和方法上，王国维不停地摇摆于新学和旧学、现代和传统之间。他精通德国古典美学，尤其钟情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他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批评作品。这篇论文于1904年发表时，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既令人惊异又令人困惑，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但是几年之后，1908年他又写出了典型的传统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从风格到内容，从语言到思想，《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有着天壤之别。《人间词话》的出版重新确定了王国维作为中国传统的批评家，即点评式的批评家的形象。 我们所指的中国文评传统并非抽象范畴，而是以诗话为代表的系统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文体，“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注：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上），第559页，中华书局，北京。）而首位使用“诗话”这一术语的却是北宋欧阳修。继其《六一诗话》后，诗话发展迅猛，诗话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诗话也因此而成为一种生产批评知识的主要方式，成为传统批评实践中具有规范意义的写作形式。众所周知，诗话以细致的文本批评见长，从名句名段的点评之中，发现情趣，迸发思想火花，捕捉瞬间的美感。正是由于这样的功能与作用，诗话表达风格一般都十分简洁，以注释、点评形式为主，将貌似散乱的思想记录在文本片断中，少至一句两言，多则两、三页。就其内容而言，诗话所关注的并非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大多是辨析文义，钩沉诗界轶文趣事，并以此而自乐。宋人许顗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注：宋·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上），第378页，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4月。）批评家的文艺思想与诗学观念，以印象式的方法加以表达，其真知灼见往往凝聚于片言断语中。诗话中所表现出的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顿悟，并非批评家一朝一夕的成就。写作诗话需要浩如烟海的知识积累，需要文艺创作的经验和长期艺术鉴赏的积累。那种表面上零散、破碎的形式背后，是敏锐的文学触觉、复杂的知识结构、深厚的艺术修养，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思想、学术乃至整个人生的“境界”。这是人们对诗话的企盼，也是诗话的自我定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就是著名的一例。他以诗歌的语言和意象描述了文学和人生经验中的三种境界，并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都需经历这三种“境界”：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注：王国维：《人间词话》，滕咸惠校注，第5页，齐鲁书社，济南，1981年。）这是典型的词话语言。而如此感性、简练的表述方式也为不同的阐释提供了可能。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落解读为诗人创作时精神活动的过程亦未尝不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句，真是道尽了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以及最后那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写意和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