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激进社会思潮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如日中天，流派纷出，极一时之盛，但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对于西马的要旨和现况，除了佩里·安德森等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学人还闻所未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三十年代“人民阵线”时期，把它完全等同于经济决定。即便是雷蒙·威廉斯，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也作如是观。直到1970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造访剑桥，连开两场讲座，威廉斯才恍然大悟，马克思主义并非全都主张经济决定论。对此，威廉斯感慨万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地理临近，但文化相距遥远。①其弟子特雷·伊格尔顿也深有同感。他以一贯的戏谑的口吻调侃英伦学界敌视欧陆理论的狭隘作风：欧陆的新思想跨过英吉利海峡登陆多佛港，须经海关检验，证明无害方能入岛，否则一律发回原产地。②这种文化隔阂的主因，源于政治和文化传统。按照佩里·安德森的分析，近代以来，由于改良主义在政治领域大行其道，经验主义在哲学文化占据主流，英国学界始终抵制欧洲大陆的时新思想和系统理论，因而缺乏一套总体性的社会研究理论，也缺乏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③很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患上了理论自卑症。伊格尔顿曾激愤地写道：“目前，任何企图建立一门唯物主义美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这不仅因为这个领域牵扯的问题众多，而且还因为，从英国背景入手介入这一领域简直就是自动取消了发言权。英国让人敏锐地感觉到，它缺乏一种传统，是欧洲收容的房客，一位早慧的、但都是寄人篱下的外来人。”④英国学术文化注重经验分析，不擅长系统的提炼归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如果就此推断，英国向来缺乏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绝对是无根之词。实际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虽说总体成就与欧陆西马无法比肩，但它的若干论断和命题，已发后世西马文论的先声，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人只顾凸出它僵化教条的一面，而未能审视其烛照之见。 19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而来，英国政府应对无术，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左翼政治异军突起，知识分子左转蔚然成风，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日益激进，出现了《左翼评论》和《现代季刊》等名重一时的左派刊物，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运而生。由于草创之初，更兼时政需要，此刻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多为政治宣传和社会鼓动的应时之作，鲜见广博精赅的名篇巨制。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遵循的路数，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着眼于文学与社会生产方式、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经济决定论色彩浓厚，机械教条的弊端显著。在这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当中，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拉尔夫·福克斯和埃里克·韦斯特最负盛名，堪为翘楚。而在这三人当中，考德威尔的成就最为卓著，影响也最为深远，有“英国的卢卡奇”之美称。⑤ 考德威尔(1907-1937)出身于报人世家，中学毕业后投身新闻界，当过记者，办过航空出版社，写过大量的侦探小说，出版过好几种科普读物，还发明过一种无级变速器。他素有打通文理、成就一家之言的壮志，寝聩文史哲社，旁涉自然科学。1934年，他在友人的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于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5年，他完成了《幻想与现实》一书的初稿。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底，他响应英共的号召，远赴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政府。1937年2月，他因掩护战友撤退而牺牲。在考德威尔遗留的大量手稿中，最重要的是两部文学理论和批评著作：《幻象与现实》(1937)和《传奇与现实主义》(1970)，涵盖了他文学思想的全部精义。 《幻象与现实》为英国首部马克思主义文论专著，1937年首发，1946年出新版，后来多次重印。全书12章，分两大部分。前六章旨在探研诗(即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演变，后六章重在阐述诗学的基本原理。考德威尔把诗的起源流变与社会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平行比较，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诗的性质与社会经济活动相关，诗的发展与社会劳动分工同步进行；诗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状况，而且在思想风貌和形式技巧上也与社会发展阶段遥相呼应。《传奇与现实主义》是一部短论，大体承袭了《幻象与现实》的思路，主要探讨了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文学的形式内容如何与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互对应。其中诗歌部分与《幻象与现实》多有重复。 由于时代的氛围、撰写的仓促、斗争的迫切，这两本书的经济决定论色彩浓厚，个别论断牵强附会，不过，考德威尔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在经济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寻找对应关系，因为在一些文类和作品当中，这种对应关系的确存在，有时还相当明显；他最大的问题是，过度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决定作用，仿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文学的方方面面，并由此而得出了一个十分笼统的结论：近代英国文学都是资产阶级文学。例如，15世纪之后，英国社会开始具备资本主义性质，他就把这一时期的诗歌一概定性为“资本主义诗歌”，显然这有悖于文学史的基本事实。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内，还出现过大量的反资本主义诗歌，例如，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疾苦的民谣俚曲，反映封建贵族思想情趣的田园诗歌。考德威尔过于强调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影响文学创作的其他因素：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作者境况、读者接受以及文体演变。对于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而言，这些因素的塑造作用可能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