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5-0118-05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有特色又较为复杂的理论批评家，是一个有建树、有影响的人物，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不能忽略了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研究一位作家或批评家，应当按照其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或者按照大致的专题分类，系统地研读其全部创作。对于梁实秋，应当通过他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一些文章，寻找其批评思想的起点。这些文章大都收在他的两本书中，即《浪漫的与古典的》②、《文学的纪律》③。 在这一时期，梁实秋文学批评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这是他的“成名作”，通过这篇文章便可以了解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试行的情况。该文写于1925年年底，发表于1926年2月15日《晨报副刊》。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却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反主题”的，也就是说，该文对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观点采取了独立的批判的立场，是一种“异端”的声音。当时的“主题”是什么?是五四新文学。虽然五四新文学的高潮在那时已经过去了，但也还是文学界备受推崇的“主题”，肯定的声音始终比较多。192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风尚发生转变，创造社等一班人提倡“革命文学”，开始拿“五四”开刀。那是另外一种新起的政治性潮流，是另立“主题”，然而影响却很大。梁实秋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但在1926年前后，中国文学界还很少有批评家从学理的层面上认真反思五四新文学的。梁实秋则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敢于站出来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反思，提出尖锐的批评。当然，从“五四”开始，中国文坛和政界就有各种反对以及质疑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声音，但都不够理性和系统，而且还往往带有某种情绪。在这样的情势下，梁实秋是首次试图从学理上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分析和批评的批评家。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整体性的否定，认为这个运动极端地接受外来影响，推崇感情，贬斥理性，标举自由与独创，风行印象主义批评，这些都表现为“一场浪漫的混乱”。在梁实秋看来，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总体上并不成功，原因在于其“反乎人性，反乎理性”。梁实秋的立论是有片面性的，但他确实又较早地看出了新文学运动的某些历史特征与问题。梁实秋以新文学阵营成员的身份，借助系统的西方理论学说，对新文学运动作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总体性批评，其片面却又不无某些深刻性的论述，起码可以引发人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某些得失进行思考。 梁实秋这些早期论作，持论的出发点和方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家、理论家具有明显的不同。他是从新人文主义角度观察文学现象、议论文学问题的。认真地读一读梁实秋的著作，分析一下他是如何引进和阐释这一西方思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梁实秋的早期论作中，《文学的纪律》这本小册子也很重要，原因是里面集中地体现了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梁实秋在该书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后来则成为其毕生维护的一杆理论旗帜，那就是人性论的文学观。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解释文学的本质。那么，文学应当具有怎样的功能?他还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普通人性总是善恶交织，对之应当以理性来“指导”，尽量抑制其恶的方面，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的“常态”；文学应当起到抑恶扬善的功能。只有在“标准”之下所创造的常态的文学，才能起到这种作用，而这种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由此而来，梁实秋还主张“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梁实秋认为，这才有利于“人生的指导”与“人性的完善”。显然，梁实秋的这种观点倾向于古典主义，他所主张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欣赏都遵循“纯正的古典”原则，即注重理性，注重标准与节制。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所谓“文学的纪律”，也就是所谓规矩、原则，要用这种“纪律”来抑制浪漫态度，反对感情决溃，否定描写变态。梁实秋所向往的这种“古典”的精神，是其文学观的立足点，他的文学观念同新古典主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关于梁实秋这种理论的渊源，可以参见梁实秋另一篇题为《文学批评辩》④的文章。文中提出，批评的“灵魂乃是品位，不是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批评家要有“超然的精神”，但批评“不是科学”，不应该满足于“事实的归纳”，而要着力于“伦理的选择”与“价值的估定”。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梁实秋都这样力主批判是判断的观点，强调“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如果抓住了这一点，便能理解梁实秋的整个批评思想。 在这里，有必要对新人文主义的背景作一些简要介绍。梁实秋1924年在美国留学时，非常崇拜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I．Babbitt)，梁实秋选修了他的课，并为白壁德的思想所吸引，由此从一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变为新人文主义的信徒。白壁德同中国有些关联，他的父亲是在宁波长大的，所以，白璧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持一种欣赏的态度。那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到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契合点，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在当时的欧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造成了社会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艾略特笔下的那种恐怖的荒诞感(如《荒原》)，正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所以，便应时地出现了像白壁德这样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从传统道德规范中重建社会秩序。而白壁德的思想之所以会赢得了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的倾慕，也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担心社会变动带来传统的崩坏，他们不能理解“五四”文化转型的意义，而充当了传统的卫道士。新人文主义所以在“五四”时期出现，并以此为旗帜形成了思想守成的“学衡派”，这决不是偶然的。梁实秋在1927年回国后先是到了“学衡派”的大本营东南大学，同学衡的骨干梅光迪、胡先骕等一班人有许多合作，又翻译过白壁德的著述⑤。他们这个圈子都比较趋向于守成，同白壁德的影响直接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