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终结和新千年伊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东西方关系的现状及其发展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网络传媒技术，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各种既有的文化板块和学术范式进入了全面转型，对人类文明或文化体系作粗线条的传统的东西方二元划分已显示出许多弊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传播网络化时代进行东方研究时，尤其需要一种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常数与变量相结合的辩证学术眼光，尤其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从人类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审视东方文化与文学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一、当代西方的“东方研究”的三维结构 西方学者的理论视野是我们研究东方文化与文学重要的参照体系。众所周知，在世界文明史上古代和中古是东方文化与文学的黄金时代。但近代以后，西方文明以文艺复兴为标志，以理性工具主义和科技为驱动力，获得了迅捷的发展，从而取代古老的东方文明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潮。与此相应，东方世界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人眼中成为了一个能激活丰富想象力的复杂综合体：古老、广袤、神秘、充满着异邦情调，既有往昔灿烂辉煌、丰姿多彩的文明，又有伴随着愚味、迷信、野蛮、落后的一面。文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加上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沟通上存在的多重障碍，导致现当代西方人对东方的研究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烙印。西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指出：“简单的事实是，在1815年——当时欧洲力量统治着大约35%的地球表面和1918年——此时已占据了超过85%的地球表面——之间，话语权力也相应地增长。人们可以十分明确地问，是什么使得马克思、卡莉雷、狄斯累里、福楼拜、内瓦尔、雷南、奎特、施奈格尔、雨果、于彻特、库维尔和波普全都用‘东方’一词来根本性地指代同一现象，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对一个被称为东方的地理整体和被称作东方学的研究的建构……。因为，作为一种话语，东方学象所有话语一样，都是‘由符号构成’……在东方学的话语和学科中……（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神秘的东方、不可靠和衰退堕落的东方等作出判断说明。”（注：爱德华·赛义德《福柯与德里达》，见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0-457页。） 伴随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而逐渐发展成形的“东方学”，从本质上说，是西方人自居“中心”位置对东方诸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居高临下地对东方加以解读和诠释的结果。然而，在20世纪中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挣脱殖民统治的桎梏，独立解放，使世界历史渐渐走完了其血与火的殖民主义历程，进入了全球性的后殖民主义语境。由此，西方的东方学也出现了新格局，即侧重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宏观语境来审观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概括而言，可说是从后殖民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后现代文化阐释、后冷战时期的文明对峙及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三个角度将东方作为整体来加以研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詹姆逊关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论述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这一趋势的三维结构： （一）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专著《东方主义》是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石。该书站在后殖民批评的解构立场上对西方传统的、尤其是殖民时代的“东方学”偏见进行批判、梳理和重新界定，并赋予其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美学的意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分别从文化变迁中的经济政治变迁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赛义德分析的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想象，沃勒斯坦剖析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张。（注：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至少包括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指的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地理上，东方与西方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难以弥合而又富于意义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是指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以强势话语对处于边缘地位和弱势话语的东方（非西方）长期实施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被制约、施与和接受的关系。此外，在另一个层面上，东方主义的两重含义又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1)长达4000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2)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不断培养东方语言文化专家，建设东方学以及汉学学科；(3)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建构的“东方”的“他者”形象。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反映了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他者形象的描述和裁决。（注：可参阅王宁在《北京大学学报》《东方丛刊》等刊物上的一系列相关论文。） （二）詹姆逊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论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后现代文化阐释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总体性”观念倡导以合理化交流和平等对话来消解矛盾；利奥塔的法国式的“解中心”思路以解构主义来怀疑和否定共同的总体性，寻找差别中的意义；美国学者詹姆逊则以全球化语境下的辩证视野融合了前二者，既求同又存异，注重从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关联域中分析文学文本和电影等精神产物，表现出一种“全球美学”的旨趣。 对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詹姆逊关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最具有理论参照价值。詹姆逊认为，文化根源于生产方式。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所作的概括，西方国家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之时，很多东方国家还处于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这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于任何文化文本都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深层结构活动的象征行为，因此，文化文本是政治无意识的文本。1986年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毛泽东式的“第三世界文学”概念，颇具影响。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化在许多地方处于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本的现代化的渗透，因此，要对当代全球文化加以总体把握，就必须研究第三世界的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或文化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第一世界的文学文本是个人的神话，第三世界的文体则是民族的寓言（注：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494页。）。在后殖民的语境下，这一理论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互相呼应，成为东方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