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①及其著作在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哲学活动、政治追求以及人格理想的形成等方面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发挥了何种影响力?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穷尽”式整理与反复“细读”后认为，②青年恩格斯确实并无白尔尼其人其作的专论，有关白尔尼的相关论述只散见于其他的书信、诗歌和论文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尔尼在青年恩格斯的精神生活中可有可无，并不意味着白尔尼对其思想的多方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恰恰相反，白尔尼及其论著对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前史时期”③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曾起过十分独特的作用，发挥着他人“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它们几乎贯穿在青年恩格斯的文学活动、哲学活动、政治理想等各个环节之中。不过，从研究领域看，多数研究者侧重于青年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学思想等方面，对其文学活动的探究十分不够；从思想关系看，多数研究者习惯于把重心放在施特劳斯、黑格尔、费尔巴哈、卢格等人的影响上，对白尔尼的影响采取了有意或无意的“无视”态度，进而导致了相关研究的“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文着重考察青年恩格斯对白尔尼及其著作的相关阅读、认识与评价等，尽力揭示白尔尼在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对青年恩格斯思想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继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在1815年到1848年的三十多年间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革命浪潮：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1820～1824年革命，法国、比利时、波兰等的1830～1834年革命，以及仅有英国、俄国等少数几国未被波及的1848年革命。其中，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既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封建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同时也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④对依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而言，其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爱国主义精神被1806年的耶拿惨败、柏林的被占领以及1813的莱比锡大捷等重大事件所唤醒、所激发，涌现出了一批反法军占领和入侵的政治抒情诗，比如，阿恩特(1769～1860)的《时代精神》、吕克特(1788～1866)的《顶盔带甲的十四行诗》、克尔纳(1791～1813)的《琴与剑》等。但是，解放战争后，德意志各邦的专制统治者不仅未兑现曾经承诺于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与思想禁锢等。正如勃兰兑斯所论：“在1813年把敌人驱逐出国土的那种民族感情里，包含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成分：一种是历史的、回顾过去的倾向，它不久就发展成为浪漫主义；另一种是自由思想的、进步的倾向，它发展成为自由主义。”⑤换言之，政治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保守的、维护荣克贵族专制统治的反动社会思潮，而政治自由主义则是激进的、寻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进步社会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1815～1830年(神圣同盟的建立与解体时期)这一时期成为德意志进步力量最为“苦闷”的历史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老年歌德被奉为文学神话，老年黑格尔的哲学被奉为国家哲学，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协议”的实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由主义的全面压制，这使得公开谈论政治、社会问题不再成为可能，只能把探究的范围限定在文学、艺术、美学等领域。因此，开新时代先河的“新文学”既不同于在题材和形式上依然仿效古希腊的德国古典文学，也不同于在题材和形式上仍旧仿效中世纪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这两种“旧文学”或沉浸在美轮美奂的希腊艺术王国中或陶醉于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宗法社会里，它们无一例外地脱离现实，远离人民，与新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这种“新文学”怀着对自由的憧憬，对民主的渴望，主动“置身”于现实的大地，深度“介入”到时代的政治洪流中，通过诗歌、戏剧、散文等艺术形式来抒发对各种社会倒退征兆的不满，对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进行控诉和批判，比如沙米索(1781～1838)的《黄金时代》《轮唱曲》、普拉滕(1796～1835)的《柏林国民歌》等。无独有偶，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鼓舞下，以卡尔·斐迪南·谷兹科(1811～1878)、鲁道夫·文巴尔克(1802～1872)等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又名“青年文学”)应运而生。⑥如果说1815～1830年间的“新文学”已不再是古典的、浪漫的而是现实的、现代的，那么“青年德意志”就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现实性、现代性，进而形成了与古典风格、浪漫风格迥然有别的“现代风格”。此外，如果说“青年德意志”是1830～1840年代文学上的反对派运动，那么1838年左右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构成了这一时期哲学上的反对派运动。就文学领域而言，白尔尼和海涅(1797～1856)不仅是1830年前文学反对派运动最杰出的代表，而且还被尊为“青年德意志”的先驱者。尤为重要的是，白尔尼在当时不仅被视为“新德意志文学的第一个开路者”，而且还被视为“德国自由的捍卫者”，⑦以及“普鲁士自由主义第三次复兴的先知”等等。⑧简言之，白尔尼除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身份外，还集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他的个人声望在1830年代的德意志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他成为了德意志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符码与精神象征。 如果仔细阅读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4月至1842年10月这三年半间有关白尔尼的7封书信、9篇论文和1首诗歌，我们就不难发现：青年恩格斯起初是在书信里，之后才在论文和诗歌中论及白尔尼其人其作，这些相关论述主要围绕“青年德意志”、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这三大问题域来展开。简言之，白尔尼对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哲学和政治三大领域：从文学维度看，青年恩格斯把白尔尼和“青年德意志”两者相“勾连”；从哲学维度看，青年恩格斯把白尔尼和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相关联；从社会政治维度看，青年恩格斯把白尔尼和政治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相联系。为了便于清晰勾勒青年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展态势及其“转变”过程，本文在具体论述这三大问题域的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它们在青年恩格斯思想视域中呈现的时间先后来逐步展开。 二、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 由相关文献可知，青年恩格斯在不来梅时不仅心悦诚服地“归附”了“青年德意志”，不仅把白尔尼“奉若神明”，而且还自觉地把两者相“勾连”。不过，由于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这个问题只是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诸多关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⑨由于青年恩格斯起初只把两者的关系“框定”在文学领域，他对相关问题的阐发也就以文学的话语方式来展开。它们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青年恩格斯在对1830年前后德国文学状况进行整体描述的过程中，在指出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各自重要性的同时，他还有意识地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先驱者和引领者的作用。比如，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4月8～9日的信中首次宣布自己是一个心悦诚服、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首次把海涅和白尔尼与“青年德意志”两者密切关联起来：“1830年以前我们有些什么呢?有泰奥多尔·赫尔及其伙伴维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老歌德和老蒂克，这就是全部。七月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爆发了，它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意志最卓越的表现。歌德死了，蒂克日益衰老，赫尔暮气沉沉，沃尔弗冈·门采尔继续写他的拙劣的评论。可是，文学中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诗人中名列前茅的是格律恩和莱瑙，吕凯特的创作有了新的起色，伊默曼的声望在提高，普拉滕也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海涅和白尔尼早在七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但是到现在才赢得声望，善于利用各族人民的文学和生活的新一代就是依靠了他们，谷兹科一马当先。”⑩在青年恩格斯看来，七月革命后的德国文坛尽管存在着士瓦本派、马尔托派和柏林派等诸多文学团体，但它们都属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消极流派，只有“青年德意志”才属于真正体现了“时代观念”的积极流派，只有后者在以文学的方式表征人民争取政治解放、宗教解放、犹太人的解放以及主张妇女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思想。“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都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鼠皮裘的蒙昧主义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