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0)01-0106-10 正像很多西方当代思想理论家异口同声指出的，20世纪末西方哲学思想和理论批评领域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崇尚文化话语和理论的时代悄然离去，重视事物和实践的时代赫然来临。如英国理论家艾略特(Jane Elliot)和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在《理论之后的理论》(Theory after Theoy)中所说：“不管人们高兴还是悲哀，大家无不承认如下事实：理论主导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无论‘理论’可能指什么或曾经指什么”(1)；“譬如最近人们将注意力从一组思想家(著名的有阿多诺、德里达、德勒兹、福柯、拉康)转向了另一组思想家(著名的如阿甘本、巴迪欧、朗西埃)”(3)。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雅克·拉康、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著作已离开我们达几十年之久了”(1)。美国理论家克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也称：“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理论’现在完全是实践性的，强调生命、身体、群体、情绪、喜好、政治转向、伦理转向等，的确是实践性的；它回避关于理论的问题”(qtd.in Elliot and Attridge 63)。哈格隆(Martin Hagglund)说：“上世纪最后十年之‘理论’发展的突出标志是：人们抛开了语言和话语问题，深切关注真实、物质和生物问题”(265)。在这股实践转向大潮中，当代英美批评界的代表人物米勒(J.Hillis Miller)和伊格尔顿可谓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他们不仅双双摒弃了以前的后结构主义文学观，从言语行为(speech-acts)理论的角度将文学视作一种以言做事的实践行为，而且还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文学的性质、功能、结构形态做出了全新的阐发界定，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将西方的文学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下面我们就以他们的文学观探索为例，对近三十年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作一个管窥式分析说明。 1971年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创立者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背景》(Signature Event Context)中对英国言语行为理论的奠基人奥斯汀(J.L.Austin)的语言理论提出了质疑，1977年当代言语行为理论的领军人物塞尔(J.R.Searle)发表文章激烈反驳德里达，这堪称西方哲学的两大派别即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大陆语言符号哲学之间的第一次尖锐交锋。这场辩论虽因双方立场观点的巨大差别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最后不了了之，但对西方思想理论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不可估量。这场辩论将过去二三十年间因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大陆哲学思潮的盛行而被理论界普遍忽略了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流派重新引入人们的视野，而此后不久，伴随着柏林墙倒塌和9·11袭击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和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化理论问题之反感厌倦情绪的激增，一贯以对意识形态、语言话语和理论的反思为重心的大陆派哲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阈，注重经验和行为实践的英美派言语行为理论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当代批评界的巨擘米勒和英国当代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伊格尔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自己曾一度热衷和力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了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最早是由英国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奥斯汀提出来的。正像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动物，没有语言符号就没有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根基。关于语言，过去人们一贯认为它是用来记录和复述外在事物和人们的思想经验的，是描述性的。奥斯汀在对日常语言的细致考察中发现，人类的言语不仅有描述事物、表现真理的陈述(constative)功能，而且还有用词做事的施为(performative)功能。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语言的陈述功能和施为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95)，因而最终摒弃了陈述话语和施为话语之二分法，将它们整合到一起，归并到了言语行为旗帜下，认为人类言语根本上是以言做事的，是施为性的。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西方语言哲学史上第一次深刻揭示了人类语言除陈述现实事物的功能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用途，即促使某种事件发生的功能，具有显著的原创性品格，所以米勒称它“是哲学传统中的一种明确的革命性的突破”(Speech Acts 141)。德里达也深刻认识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重大成就，不过他同时注意到了后者的致命弱点：由于受传统主体论思想的深刻影响，奥斯汀未能对人类语言话语的施为性做出充分说明。于是他撰文集中批判了奥斯汀关于言语行为是由语境(包括主体意图和传统、习俗、语言习惯等)支配的语境论观念，提出了言语行为是由语言自身的结构法则或密码(codes)控制的语言自主论观念，由此引发了奥斯汀的维护者塞尔的激烈反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被人们称为美国解构主义“四人帮”之核心干将的米勒逐步改变了之前的后结构主义立场，接受了经德里达批判改造过的言语行为理论。1987年他在《阅读的伦理学》(Ethics of Reading)中开始激烈抨击基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方法，指出它们依然坚持文学是“由历史打造的”观念(8)，是工具主义的。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文学是打造历史和文化方式的行为论观念，指出“按詹姆斯的说法，生活首先是做而不是知”(102)：“写作是用词语来做某事的”(101)；“一个作家知道如何用词做事”(105)。1990年他在《皮格马利翁的各种版本》(Versions of Pygmalion)的前言中重申说：“除非故事讲述者能用词语制作出我们可以相信的人物，除非那些人物似乎具有生动的独立的生命，否则我们是不会对那故事感兴趣的”(vii)。2001年他在《言语行为在文学中》(Speech Acts in Literature)的导论中断言：“写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用词语做事的活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