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9.06.009 1978年以来，西方近现代的人文社会思想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清末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时代遥相辉映，成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融汇的第二个高峰。近两年来，笔者撰写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系列文章，思考与回顾中国近四十年来的人文社科发展轨迹。①这段轨迹的基本特征，就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所谓中国“强大的近现代本土传统”，其思维与话语范式实际上也都来源于西方，现代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国，乃是现代化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所谓现代化世界，亦源自西方。这个历史事实，也是我们思考位于世界之中的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基本前提。海外一度汉学流行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但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没有现代世界，何来现代中国”。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哲学界就西方汉学(主要是美国汉学与现代中国研究)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传统与现代”等思考框架或范式开展了新一轮的反思(前一轮反思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这一轮反思的主旨是超越“冲击/反应”“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更多关注中国思想文化与现代(西方)世界文明如何交汇融合、借鉴转换，由此而形成的极为多元、多样化的现代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学界的诸多反思，对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 在文艺理论(含美学)这个中西思想交汇的领域，相似话题的讨论也在不断拓展。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种种境遇，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有很多讨论。新近的关于西方理论在中国影响的讨论，由张江教授2014年的文章《强制阐释论》引起，③国际学术界近来对此也有所关注与介入。本文所指的国际学术界，包括以西方为主的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英文系、比较文学系和各大欧洲语文系，也包括了汉学研究界。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研究西方与研究中国的学者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欧洲亦然。学科之间的偏见与壁垒，往往折射出研究对象与领域的状态。比如，英文系(在法国是法文系)、哲学系等，主要研究对象是英美欧洲，中国基本不受关注。中国学术界与西方理论、西方学界的关系或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解读等话题，也甚少引起欧美“主流”学界的关注。汉学研究界则主要关心中国现实问题，较少关心中国学术界。像中国学界的外国文艺研究(包括西方文论)等话题，在西方汉学界更鲜有提及。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通过中国学界王宁教授以及许多同仁多年的努力，中国学者在西方“主流”理论界的学术期刊与会议上，发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西方学者也开始与中国学者就西方理论与中国的话题进行对话。④ 2018年，美国重要文学与理论期刊《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Vol.79.No.3，2018)主编马歇尔·布朗教授(Marshall Brown)与王宁教授联合发起编辑了一期《中国遭遇西方理论》(China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的专辑。专辑收录了王宁、张江、朱立元三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同时专辑邀请了包括美国文学理论家、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比利时鲁汶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主编德汉(Theo D'Haen)和本人在内的国际学者，分别对三位中国学者的文章作出评论，并就此展开对话。这一期专辑是中西学者就西方理论与中国关系的话题在英语学术界开展的重要讨论。作为参与者，我感悟很多。本文就这一专辑中的有关话题，发表一些个人的观点，从而对中西理论对话进行反思。由于我是对话中的一员，评论和反思也必然是自我反思。当然，针对理论和批评的批评，就是一种元批评。后者也是我在专辑中所写文章的主题和方法。 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反思。第一，理论对话的主要方法与路径是什么？我以为是元批评。什么是元批评？一般而言，元批评是指从思想史和知识谱系学的角度，通过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接受、变异、转换的历史过程，来思考其中的中国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如何在不同语境下对此进行讨论？专辑的文章显示出英文(国际通用语言)语境与中文语境的异同。这些论文规范、话语形式，透露出中西不同学术传统与范式的差别。这里反映的既是术的问题(传播方式与习惯)，也是道的问题(思维定式或范式)。术反映的是道，元批评须兼顾术与道的两面。第二，在中西理论对话中，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倾向？以专辑为例，我认为对话中流露出的“影响的焦虑”挥之不去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遭遇西方理论(或我所说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历程中较为突出的现象。这一焦虑现象，又涉及了哪些更广泛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自1949年以来始终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詹姆逊是近年来在中国深受重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正是我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本文中，我将继续就我观察与思考的共性与特殊的关系，谈一点看法。 1.元批评角度与学术讨论的语境 元批评(meta-commentary)指的是批评的批评，或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所作的理论反思与批评⑤。在美国文学权威刊物PMLA(《现代语言学会会刊》)1971年其中的一期上，詹姆逊最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他所批评的对象，是当时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占上风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新批评与现代主义文艺这对孪生物，两者观念一致，均强调文艺作品与文艺批评的自洽、自在自为、自成一体，文艺独立于社会、政治和历史之外(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滥觞于俄国)及结构主义语言学遥相辉映，将文学研究从印象鉴赏式、历史传记式的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批评(或“外在”批评)中脱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重文学内在形式、语言、结构的文本细读方法。这就为文学研究奠定了缜密、严谨、专业的学术范式。近一百年来，文本细读始终是欧美文学研究的基本专业规范，对此新批评功不可没。然而，詹姆逊则认为，新批评的形式主义细读必须再进一步，应该从反讽、叙事观点、象征、寓言、意象、韵律等形式结构中，读出其中蕴含的政治与历史意蕴来。詹姆逊在英美学术界首倡对文学形式的政治、历史、意识形态内容的批评范式，开“形式结构一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之先河。新批评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自洽性原则，有可能导向自我封闭性的解释学圆圈(hermeneutical circle)。这种批评的封闭性，在新批评理论盛行的英美似乎理所当然。但在欧陆，尤其是德国，现代解释学理论却不断质疑文本阐释自给自足的封闭性。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都认为文本部分与整体所构成的解释学圆圈应该是开放式的，指向文本之外更广阔的语境——海氏称之为“经验”，伽氏则冠名为“先见”或“情境”，说的也就是“圈外有圈”、或山外有山的意思。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保罗·德曼以及后现代批评家均强调“解释学圆圈”不等于新批评的文本解读的自洽和封闭。⑥詹姆逊的理论视野包罗万象，除德国解释学外，也涉及法国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但他更立足于当时在法国、德国已蔚然大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詹姆逊写道：“每一个个别的阐释都应该包括对其自身存在的阐释，呈现自己的资质和缘由；每一个批评同时必须是一个元批评。由此，真正的阐释方可引导回到历史本身，回到批评者和作品的历史情境。”⑦詹姆逊借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模式，认为“元批评模式……针对的是症状与压抑的观念、公开的内容和隐含的内容、乔装与被乔装的信息之间的区分”⑧。元批评的任务，就是对批评(或理论)实践作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探究与重构其产生的社会与政治的情景或语境。这种解读的依据依然是作品的文本(批评或理论文本)，是对文本形式、话语表述、理论预设等条分缕析的细读。这种细读，是建立在欧美学术界打磨经年而逐步形成的研究范式基础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