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传来文艺学之前，中国也有自己的文艺学，虽无其名，却有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称它为古典文艺学。 中国的古典文艺学源远流长，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已经把文章之学系统化了。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艺术的文学（美文学）也包含在内，其独特的创造规律也得到探讨。以后大量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赋论、画论、文论、剧说以及小说评点等等，都对具体的艺术、文学部类作了不同的研究。古典文艺学发展到叶燮的《原诗》、石涛的《画语录》特别是刘熙载的《艺概》，对艺术文学的研究有日益走向综合研究的趋势。古典文艺学通过漫长而缓慢的路程，也许自己会逐渐走向现代文艺学的方向。 但是，西方现代国家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也带来了西方现代文明。中国的古典文艺学受到西方美学的影响，也发生了新变。由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拉开序幕，中国的古典文艺学逐渐迈向文艺学现代化的道路。一、开始运用西方现代美学，阐发中国古典理论。如王国维用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阐发中国传统的意境说、形式论、悲剧观。二、探索文学艺术特点，关注揭示审美特征。如梁启超结合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提出新境界说；对艺术的文学（美文学）和非艺术的文学作了严格的区分，把小说置于重要地位；并对艺术文学中的审美感情、审美趣味作了进一步分析，区分美的感情和丑的感情，高尚趣味和低劣趣味，在美学上极有价值。三、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发扬艺术的审美作用。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把美学和德育、智育放在同一系列，鲁迅则把美术（文学艺术的总称）作为美育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不用之用”。此时，“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尚是主要倾向，但这种变化的意义却不可低估。 在蔡元培倡导美育的推动下，美学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活跃起来，然后在四十年代，逐渐具有自己的理论形态。“西学为体，国学为用”成了主要趋向。 “五四”以后，蓬勃发展的报刊杂志都纷纷发表美学文章，三十年间，竟有500多篇之多，美学的论著也多了起来（参阅我和陈伟、 一川选编的《中国现代美学丛编》，可略窥一斑）。吕侫、陈望道、范寿康、华林、李安宅、宗白华、李广田、王森然、赵景深、徐庆誉、俞剑华、邓以蛰等都有美学方面的论著或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鲁讯、郭沫若、茅盾、冰心、朱自清、梁实秋、丰子恺、艾青等论创作的文章，也不时触及美学问题。这时的美学，虽然主要也还是引进西方理论，但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对西方美学重在融会贯通，领会精神要点，避免死搬硬扯，玩弄辞句。二、注意结合中国实际，不脱离创作实践。三、尽量使用中国自己的话语，并无失语之感。 美学在中国，早有理论化的趋势。吕侫、陈望道、范寿康等的美学，虽还都只是“概论”性质，但都有理论化趋势，基本上都是以价值论为主导来谈美学，把美学看作是一种价值科学。二十年代是中国美学的初创时期，但还缺少深入研究，尚未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到了三十年代，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虽然也在评述西方美学，但在评述中建构自己的美学，阐发自己独到的见解，把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也融合进来，形成以研究创作心理为中心的独立的美学思想体系。到了四十年代，蔡仪则依据认识论（其实只是反映论的一个维度），把艺术归结为对美的认识，写成《新艺术论》、《新美学》，构筑成自己的认识论美学。无论是朱光潜的美学，还是蔡仪的美学，都以文学艺术为材料，但两种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却不相同。朱光潜是要探究艺术之美，使艺术美发挥陶冶情性的作用；而蔡仪则重在探索包括艺术之美和现实之美共具的美的本质，帮助人们认识客体。因而，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学体系。 到了四十年代末，美学归于沉寂，苏联的文艺学和中国的文艺理论相结合，在五十年代，文艺政治学占了主导地位。“五四”运动之后，也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三、四十年代通过苏联、日本介绍进来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大多依据的是认识论，重视文学艺术的认识作用。但根据中国的实际，经过中国的阐释，更加突出了政治倾向性，要文学艺术发挥现实的政治教育作用，要使人民从现实中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激发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迅速转化为行动，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打倒和消灭敌人。因此，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成为建国以后文艺学关注的中心，其他都是围绕此中心而展开。陶冶情性的审美学，认识世界之美的认识美学，都不可能得到发展。于是，传统的美学受到冷落。但是，美学理论还是存在，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辩证关系，艺术美可以而且应该高于生活美，这种比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更为精辟的美学火花，仍然在文艺学中燃起。王朝闻的艺术论著，虽然没有系统论述历史上的美学问题，但对艺术创造和艺术接受的审美规律，作了有趣的探索。五十年代以来，他对艺术规律的关注，贯彻始终，令人敬佩。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声中，曾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美学热潮。尽管在学术层面上尚只是停留在探究美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哲学思辩上，但这一争论本身唤起了文艺界、美学界对审美现象的关注，并且引发了对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兴趣。加之，在提出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之后，也引起了我们自己的反思，连主管文学艺术的、编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周扬，也亲自到北京大学讲课，倡导要建设中国自己的美学、文艺学。他已深感到以政治代替艺术、政治和艺术混淆，很难推动文艺的发展。所以在六十年代初，依照周恩来的意见，由他主持的文艺十条中的第一条，就是要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我们不但要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接着，周扬按邓小平的意见，抓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材建设，把文艺学、美学放在重要地位，亲自关注《文学概论》（蔡仪主编）和《美学概论》（王朝闻主编）两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从拟纲、讨论、修改到定稿，都曾过问。他还亲自拜访过朱光潜，鼓励和促成《西方美学史》的撰写和出版。可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美学和艺术当作资产阶级的玩艺一扫而光。斯文扫地，何来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