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是对过去文学的述录，它是以描述作为基本框架的。法国现象派美学家杜夫海纳曾说，文学批评有三种主要功能，即说明、解释与判断。（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美国文论家奥尔德里奇曾说， 人们对于艺术的谈论包含了三种逻辑方式：描述、解释和评价。（注：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如果说文学批评是包含了多种功能或方式的话，那么文学史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们都同样是文艺学的一个基本环节。在文艺学的三大部分中是互相交叉的，文艺学在描述文学的历史时，也必然会涉及到一些价值评判的问题。那么，研讨文学史中价值评判包含哪些主要方面，在每一方面中又主要涉及到哪些问题，这对于文学史理论的建设就是很有必要的。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析。 一、经典价值：本文自身状况与阅读中的“填空” 文学史的价值评判包括批判不好的文学现象和褒赞好的文学现象。对于不好的一面来说可以作出一些必要的论述，但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多见的，因为那些撰史者认为是不好的劣作，一般在确定入史对象时就被剔除了，即便论及，也是从文学史主要线索上的歧途、逆流上来安排的，不可能对它分析得很细腻。因此，文学史的评价工作就主要是集中在对优秀文学的评论上，而在优秀的作品中，那些最为优秀的，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就更是受到特殊的礼遇。可以说经典作品就是各种文学史著作都大体论及的，并都给予了很高评价的那些作品。进一步说，经典作品还不只是文学史给予了很高评价的作品，它还体现了一种标准，一种后来者应当遵循的典范的意思。经典作品成了维系文学史述史秩序的基本环节。 将经典作品与文学史上一般的优秀作品作一比较，那么，它们都是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都是体现出了某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水平的。但是，经典作品除了也是优秀的、杰出的以外，它还包含了不容诋毁的尊严。譬如，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在生前的文坛地位并不显赫。在去世后多年，钟嵘在《诗品》中也仅把他列为中品，没有当成一个杰出的人物来看待。唐代以后，才有许多诗人看重了陶诗自然、淳厚的风格，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作中都出现过陶渊明的名字，在这时陶诗才被列为上品，再到了北宋时苏东坡才将陶渊明视为可与屈原等列齐观的伟大诗人，陶诗的代表作成为了诗坛的经典作品。那么，当陶诗还被视为“中品”，即只是一般的优秀作品时，提出一些指责倒是可以的，但在苏轼以后，如果还有谁提出某些指责的话，那么他就被看作是无知和狂妄，没有多少人会认真思考他的指责是否有道理，而是指责的态度本身就是犯忌的。这是因为，正是这些经典作品成为了文学史上的高潮和分期依据，成为文学线索梳理的坐标原点。如非议经典作品，或者动摇了经典作品的地位，那么整个文学史的大厦就得倾覆。在此情形下，捍卫经典作品的神圣性也就是捍卫文学史自身的学科体系。 在中国，唐代韩愈曾写过《调张籍》一诗，诗中开宗明义就说：“李、杜诗尚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实对于某作者的创作提出批评，包括反面批评，这本身是对创作与批评都有益的，意见不同也可以提出商榷，或者各自存疑。而韩愈这一态度其实就是因为李、杜之作已开始成为了经典，成为毋庸指责的对象后的反映。其反驳的方式不是展开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论争，而是以“愚”论之。 文学经典的这一神圣地位，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其根源确实是它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有特出之处的特点。但还应看到，经典作品的这些神圣性的价值是有赖于后来附加的东西的。清代的谭献在论词时指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注：谭献：《复堂词录序》。）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土生土长的“接受美学”。明代李贽在论乐时指出：“同一琴也，以之弹于袁孝尼之前，声何夸也？以之弹于临绝之际，声何惨也？琴自一耳，心固殊也。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何莫非自然者，而谓手不能二声可乎？”（注：李贽：《焚书》卷五《读史·琴赋》。）李贽在此说的“琴”可以是指乐器，同一乐器可以弹奏出不同的乐曲，“琴”也可以是指琴的乐曲，同一乐曲可以在不同场合表达出不同的意味，那么在读者“用心何必不然”的框架下，我们也就不妨理解为是同一作品在不同语境下可表达出不同意识。孔子说《诗经》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的理解。并且它成为了影响若干代人的经典解释，长期以来，人们所看的《诗经》本文就是在这一解释的映照下展示的，但这一解释就并不一定是《诗经》原本所具有的意义。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十五国风，即写各地生活的所谓“风”，它同“讽”是有相关性的，同“颂”就有较大的不同。《伐檀》中写“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这同大雅中《云汉》一诗是从周宣王的角度来写是何等不同！都以一个“思无邪”来概括它是否恰当就暂且不论，单从叙事角度上看，《伐檀》的叙事人就是下层劳动者，仅以“思无邪”来说它们，就是掩盖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差异。 由此来看，文学经典作为文学中具有最高价值的作品，它的价值有赖于它的本文的状况，同时也还往往凭借了本文结构的开放状况由后人添加了新的释义、新的价值，这样来讲，经典性的文学作品相当于一个空框，它是等待着人去填空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文学的经典化与它的空框的包容性是相关的，而经典的具体内容则是后人添加的内容。阿诺德·豪塞尔就此指出：
